《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的读后感范文5000字

最早拜读张锦池先生的大作是在1979年。那年，《北方论丛》因《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讨论。作为大一学生的我，好奇地邮购了几期该刊，第一次领略了众多学者旗帜鲜明而又不失体面风度的学术论争。现在想来，这次讨论不只是文革后红学研究重新展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放在新时期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重新展开的大背景下看，也是值得一提的。而张先生不但直接促成了这一讨论，同时也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雄文，端居学术前沿。自那以后，张先生不断有宏篇大著问世，直至今天。许多与张先生同龄的学者都已陆续淡出学术前沿了，而张先生却老而弥坚。《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的读后感范文5000字

张先生先后出版过《红楼十二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西游记考论》《红楼梦考论》《中国古典小说心解》《漫说西游》《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西游记导读》等多部有关古代小说经典的著作，《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浓缩了张先生长期研治明清小说精见卓识，不少观点久为学界所熟知和叹服。张先生很谦虚，一再说自己的著作“以求实为主，求新为辅”。这使我想到鲁迅评论《红楼梦》的名言：“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在举世皆刻意趋时尚变的社会风气下，张先生的论著坚守古典，原名著精神之本，识佳作艺术之要，以实为新，反而表现出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格。蒙张先生厚爱，有幸在本书正式出版前就预先捧读，自然感到由衷的喜悦与钦敬。兹将从张先生论著所受教益，缕述数端，与各位读者分享。
中国古代小说学科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草创至今，逐步发展，名家名作，多经反复讨论，经典文本的研究，更是连篇累牍，令学界早有“悬置名著”之叹。然而，多年来，张先生却心无旁骛，始终执着于明清小说名著，其中固然有他所说的出于教学的原因，却也反映了张先生的学术追求。照我的理解，名著研究虽然看似几成饱和之势，但由于经典文本实际上构成了小说史的基本座标，基于不断更新的学术背景，仍然有可能也有必要对它们作出新的诠释；二、三流的作品研究也许确实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许确实是小说史演进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不过，相对于经典文本来说，对它们的研究其实往往不断印证着水涨船高之理。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小说史的叙述策略，经典文本也总会居于研究的主导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张先生长期致力于的经典文本研究，实际上也是小说史学科的内在需要。而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典文本这一人人得而言之的话题上，张先生或匡正旧说，或倡言新论，几乎对每一名著的每一重要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有一段颇能反映吴敬梓思想观念的对话：
当下摆齐酒肴，八位坐下小饮。季苇萧多吃了几杯，醉了，说道：“少卿兄，你真是绝世风流。据我说，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也觉得扫兴。据你的才名，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时行乐？”杜少卿道：“苇兄，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读后感：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萧柏泉道：“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迟衡山叹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当下吃完了酒，众人欢笑，一同辞别去了。
这段对话，刘大杰、吴组缃、吴小如等名家都有评论，其中两位吴先生更是张先生素所敬仰的老师。诸位先生不同程度的肯定了吴敬梓的“民主主义精神”，但在《论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国”》中，张先生说，“我不敢非先生们的看法，而认为可以成为一说。”同时，又说，“我心里亦不敢是先生们的看法，而认为应该从迟衡山何以会闻之而‘叹息’上去探讨杜少卿这番议论的深层底蕴。”在张先生看来，吴敬梓所主张的还是以仁孝治天下的思想。不过，他又指出：
切莫认为吴敬梓把“以仁义服人”作为他“理想国”的最高政治纲领，并没有什么时代的新因素，只是对孔孟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旧调重弹；要知道，当时的社会虽挂孔孟的招牌，却是个“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的社会，因而《儒林外史》的思想价值，主要不是表现在它所达到的时代思想的高度上，而是表现在它以儒家原教旨思想为武器所实现的对现实社会的揭发和批判的深度上，这深度是鲜见于中国小说史的。
由此，张先生进一步认定：
《儒林外史》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基本上不是带有近代色彩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而是中国儒学固有的朴素民主主义思想。吴敬梓及其影子人物杜少卿，基本上都是朴素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初步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中虽则不无冬末的萌芽，但至多那亦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状态而已。因此，他们的缅怀先贤，主要是冀以“德治”实现“礼治”、以“礼治”完成“德治”，为其建国方毠的“三代之治”复见于今日，而不是想披着先贤们的外衣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上述观点，是因为觉得这一观点不仅鞭辟入里，更符合《儒林外史》的实际，还昭示了一种认识古代小说思想性的重要方法，即不能简单地以今喻古，而应该更充分地联系古代小说创作时的传统文化语境。至于张先生所表现出的不拘成见，勇创新说的学术胆略，也是令人赞佩。
张先生之所以能在小说经典研究中提出诸多重要的见解，与他清晰独到学术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他说，他“在解读名著时比较注意三种关系，一是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二是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三是作品与相类之作的关系。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以还原批评为基础，以接受美学作主导，尝试着将文本、文献、文化作点整合一体的研究，成了我惯用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要落到实处，却并不容易。既需要深厚的积学，又需要敏锐的发现，还需要收放自如的阐述。以《红楼梦》为例，虽然这部小说的研究几乎达到了题无余义的地步，而张先生总能在小说思想艺术的基本特点方面，于人以为难以置词处，提出关乎全局的重要见解。如《今古未有之一人》论及贾宝玉“每日家杂学旁收”时，张先生便信手拈来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中的话为据，说明所谓“杂学”在当时的确切所指，进而论证贾政和贾宝玉《四书》和“杂学”问题上的对立，具有双重意义，既反映了历史上推崇理学与反对理学的思想斗争，也反映了现实社会新旧观念的斗争。这样的判断容或还有进一步申论的空间，但从研究方法上看，超越表面情节描写，探究人物言行的文化动因与本质，确有发人深思的地方。
虽然张先生总是围绕特定作品展开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孤立地看待每一部作品的；相反，他经常采用比较的方法，使被比较双方的特点相对而显。仍以《红楼梦》为例，在本书中，张先生便在不同场合将其与《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等，作了独具慧眼的精彩比较。如《论〈金瓶梅〉的审美观念》一章，张先生便从作品的描写对象、作品的艺术构思、作品行文如绘乃至读者冷热不同的阅读感受等角度，对《金瓶梅》与《红楼梦》，进行了全面而富有深度的比较。这种纵横比较，互为参证，使各章勾联相通，俨然一体，具有了某种小说史的意味。
受时代理论风气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注重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似乎也是张先生对许多问题共同的思想方法。比如《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一章在讨论取经题材演变时，张先生便左顾右盼，瞻前虑后，连用了三组“一面”如何如何、“一面”又如何如何的互补性论述，将他所说的“负债意识与感恩情结的易位”的观点，层次分明、面面俱到地推展开来。在《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之作》中，他又指出《西游记》作者真正歌颂的并不是作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而是作为斗战胜佛的孙行者。“一方面，他把自由平等观念看做是天赋于人的‘童心’，讴歌具有‘童心’的‘真人’，揶揄儒释道三教混一思想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自身的合理性，认为‘童心’应接受‘常心’的一定制约，期望具有‘童心’的‘真人’去效力于‘法轮回转，皇图永固’。这种在人性和人才观念上离经而在政治观念上并不叛道的思想一以贯穿着全书，由此也就决定了作者要给他心爱的主人公孙悟空头上戴个紧箍。”在《大幸者的不幸，大善者的不善》中，他也指出：《红楼梦》“往往一笔交织两种审美视点，一是作者的审美视点，一是进人的审美视点，二者既有重合的一面，又有背离的一面，形成‘一声而二歌’，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正确认识作品的审美意蕴，以及作者的世界观所到达的时代高度。”这些两面立论、折衷求是的观点，无不是努力通过揭示古代小说所呈现的思想矛盾，准确阐明作品的复杂内涵。在不偏不倚中，自有其公允深邃的思想力度。
从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出，张先生既拥有他那一辈学者的平实稳健，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新锐的理论思考。这种新锐的理论思考不在于使用了什么生涩的新名词、新术语，而在于坚持从小说的实际出发，发现具有普遍意义或理论深度的现象并加以新的概括。比如在前面提到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之作》中，他就指出《西游记》打破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以忠奸斗争为其主要特点的二维模式，创立了比较适宜展示真实复杂人物关系的三维模式及与此相适应并互为影响的人物塑造新原则。《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一章中，张先生又由芳官的耳环这一细节入手，说明曹雪芹欣赏对称，但不欢喜呆板的对称，经常在大对称中有小不对称、大不对称中又有小对称，从而提出了《红楼梦》所具有的不同于人们习称的“对称美”的“均衡美”重要命题，这些观点，言之有据，述之成理，都大有从小说史与艺术学加以引申充实并加以运用推广的理论空间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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