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结局，请让我自己书写——《最好的告别》读后感3500字

我的故事结局，请让我自己书写——《最好的告别》读后感3500字：
阿图・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中所描述的，印度老家的祖父那种“田园牧歌式”的老年生活，对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潮汕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我奶奶今年九十二岁，身体还很硬朗，生活基本可以自理，直到几年前，她还经常独自上街买东西，去别人家里打麻将。后来腿脚渐渐不太方便，加上去年摔了一跤造成髋部骨折，现在只能借助拐杖在家里走一走。
对中国人来说，居家养老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特别是在潮汕这样的传统地区，如果有谁提出把父母送去养老院，那多半是要被人指责不孝的。
像我奶奶这样身体较好，又有多个子女轮流照顾，在家养老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若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尤其是失能、失智的情况下，居家养老就会给子女带来沉重的负担。毕竟八九十岁老人的子女，自己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呀。
在欧美，接收需要护理的老人的主流机构是疗养院，为他们提供一日三餐、专业的健康服务、理疗和宾戈游戏。美国的疗养院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取代了几百年前就存在的“冷酷、可憎、地狱般的”救济院（感觉就像我们的收容所）。
我对国内的养老机构不太了解，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又在网上大概查了一下，估计国内能达到美国疗养院那种专业水平的类似机构应该很少。
然而，就是这种我们暂时还难以企及的疗养院，却正是本书作者反思和批评的对象。

我的故事结局，请让我自己书写——《最好的告别》读后感3500字

疗养院为了保证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会对他们实施控制，无视他们的隐私，对老人来说，这里不是一个家，因为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当一个人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小心跌一跤就可能严重骨折，为了保证安全，是不是就应该把自己生活的掌控权拱手交给他人呢？在护工的帮助下按时起床、吃饭、洗澡、睡觉，一切有可能危及健康和安全的物品或爱好都必须放弃，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家人呢？
02
《最好的告别》中介绍了一位老人路・桑德斯，丧偶后独居了几年，后来因心脏病发作和摔跤，无法独自生活，88岁时住进了女儿谢莉家里。谢莉照顾了他5年后濒临崩溃，不得不把他送进了一家辅助生活机构。
辅助生活机构“帕克之地”创始人威尔逊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她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母亲的愿望，即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自主生活——这正是疗养院无法给到的东西。
辅助生活机构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家”，让住户拥有跟在自己家里类似的自由和自主，而不是以健康和安全为由牺牲隐私和个人空间。
“伊甸选择”是一个对疗养院制度发起冲击的实验，托马斯医生往疗养院里引进了动物（两条狗、4只猫和100只鸟）、植物（除了房间里的植物还有一片菜园和花园）和儿童（员工的子女），对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这“三大瘟疫”发起抗击，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两年来疗养院的药品开销大减，死亡率也有明显的下降。
作者葛文德对此评论道：
托马斯实验最重要的发现不是说有个活下去的理由可以降低残障老人的死亡率，而是为他们提供活着的理由是可能的。
读书笔记大全：即便那些患有严重老年痴呆症、已经丧失了理解周围情况的居民，也能够体验到更有意义、更愉悦和更具满足感的生活。
衡量人们对药物的依赖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较容易，而衡量人们从生活当中得到的价值感则困难得多。
书中还介绍了新型退休社区“新桥”、政府补贴性公寓“彼得・山伯恩之地”，以及托马斯的新项目“绿房子”，这些新型养老社区的领导者都致力于一个同样的目标：无需因为生活需要帮助就牺牲自己的自主性。不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人们的选择，而是以过有价值生活的名义扩大选择的范围。
近几年，国内也掀起了一股保险公司投资兴建高端养老社区的风潮，消费者通过投保指定的寿险（通常是年金险），达到一定的保费门槛就可获得养老社区的入住资格。
我参观过太平的“梧桐人家”样板房，也看了泰康“燕园”的图文介绍，应该说比较符合书中所介绍新型养老社区的理念。但既然定位高端人群，门槛自然不低，数量也必有限，只能供少数人享用。
而且，硬件设施容易模仿，也看得见摸得着，但服务水平就只有体验过才知道了。当欧美疗养院那种老年护理服务水平，在国内都尚是一种奢求的时候，高端养老社区的人文关怀精神和专业护理人才能否真正到位，在我心中还是打一个问号的。
我想，在老龄化不断加速的中国，首先要让大多数人都负担得起的“中低端”养老社区得到普及，让有需要的老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护理服务，不愿住养老社区的老人可以得到上门护理服务，这样才能使老人从与子女互相捆绑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还彼此一个自由。
当然，不以安全的名义牺牲老人生活的自主性，也应该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然的话，老人岂不是才出狼坑，又入虎口。
这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死亡，具体来说，是探讨如何走完生命终点前的最后一程。
在美国，25%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5%生命处于最后一年的病人身上。
看到这个数据，我不禁想起了今年年初那篇轰动一时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感染肺炎的60岁老人，从患流感到离世短短29天，花费数十万。在进ICU插管之前，女儿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老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继续治吧。”
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每个人最后都要在医院去世的这一“事实”。而且在生命的末期，还要经历采取各种医学手段与“病魔”抗争的阶段，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年。即使身边没有这样的例子，在影视剧里也早已司空见惯了。
书的英文原名是BeingMortal，译者彭小华在译后记中解释，这是mortalbeing（凡人）一词倒装而成，直译是“凡人有死”。
我们都知道人终有一死，但总是逃避谈论死亡这个话题，就算到了最后时刻，也往往偏执地认为“还能抢救一下”。
作者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故事，父子间一次关于临终问题的艰难的谈话，帮助父亲在生命末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放弃医学干预，接受善终服务，“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
如果瘫痪的话，有哪些惧怕？
如果情况恶化，有什么目标？
为了阻止将会发生的情况，愿意做哪些取舍？
上月底看到金庸辞世的报道时，我留意到他是在医院，而不是在家中去世的，不免有一点小失望。
这样一位对佛学有深入研究，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佛家思想，甚至将佛法融入武功的高人，难道最终也没能参透生死，沦为凡人了么？我更愿意相信，不是金庸勘不破，而是家人没有与他好好做一场临终交谈。
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并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的不同。普通医疗是通过牺牲现在的生存质量来延长未来的生命，而善终服务是帮助患者在当下享有最充分的生活。
这又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在深圳公益慈善展上做翻译志愿者时认识的，为癌症晚期患者提供在家临终关怀服务的川越厚院长。
身为一名保险顾问，我更多时候考虑的是怎么用好保险这个金融工具，帮客户解决医疗费用，而对癌症晚期患者“该什么时候放手”这个问题，从未好好想过。因此当时特别仔细地看展会上的资料，特别认真地听川越院长与客人的交谈。
许多保险从业者喜欢宣传说，有了保险，就可以住更好的病房、看更好的医生、用更好的药物、做更好的手术……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无形中也是在宣扬过度医疗的思想。虽然在国内优质医疗资源极其稀缺的现状下，能享受过度医疗的，要么是有权有势者、要么是有钱又有关系的，暂时还轮不到普罗大众。
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正确看待生命的进程，善待自己的身体，做好健康管理，别走上前半生拿命挣钱、后半生花钱买命的不归路，才是正道吧。
在讲述父亲的治疗过程时，作者介绍了三种类型的医患关系：家长型、资讯型和解释型。
在“家长型”关系中，医生是绝对权威，病人只能被动接受，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医患关系。“资讯型”关系是医生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由患者来决定，这种关系越来越受欢迎。
然而这两种关系都不是人们想要的，我们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控和裁决权，但同时也需要指导。第三种医患关系是“解释型”，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也就是医生和病人进行共同决策。
这样一种关系，也正是我这个保险顾问所追求的。
我不会帮客户做决定，我会向客户提供他需要的全部信息，倾听他的真正愿望，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和客户一起规划适合他的投保方案。
我需要不断学习精进，以确保自己能够提供正确并有用的信息，要做到从客户利益而不是自己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客户呢，我不奢求他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任，我只要求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只能说咱们此生有缘无分了。
不知不觉写了3千多字，葛文德医生的这本书，教给我的实在太多，远不止中文版副标题所言“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这么简单。
身处一个生得计划、死得随机、保障低下、未富先老的神奇国度，想要知道怎么写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太需要从发达国家的智者那里汲取多样化的营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