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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十分有趣的存在。兄弟二人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被后人称为“周氏兄弟”。
周作人受日本立教大学影响很大。立教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他在里面接触了古希腊文。所以他后来当汉奸以后,在中国翻译了古希腊的悲剧和古希腊的经典文化,贡献很大。那么他的英文、日文也都很好,他具有一种学识和精神上的穿透力。所以回国后,他在北大教书,写了中国第一本《西方文学史》,并倡议成立了北大东语系。北大关于儿童学、儿童文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特别是女性研究和儿童研究的很多理念都是周作人最早提出来的。而且我们今天讲的“民俗学”,即是周作人最早翻译过来的。最早的“民俗学”实际上叫“谣俗学”。后来周作人按照日本人的翻译叫做“民俗学”。他遨游于思想,学术世界,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很多问题。他用西方现代新兴学说作为参照物进行对比,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当时胡适先生提出来要“文学改良”,陈独秀提出要“文学革命”。但是文学改良在周作人、胡适看来只不过是用一种白话文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表达现代人的情欲。但是现代人的情欲和思想到底是什么?他们没有说清楚。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边他强调了贫民的文学,强调了写实的文学,用写实来代表山林,用贫民文学来对抗贵族的文学。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理论口号。 周作人批判中国文化太讲功利 新文学是什么?鲁迅也没有提出来新文学是什么,但是周作人提出来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来了。周作人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人的文学》阐释的,提出了“人的文学”。我们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个人,我们只有天下,有君权,有皇帝。那么人的文学是什么,他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强调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勾勒出来,指出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学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太多,非人性的东西太多。江湖匪气,流民的打家劫舍类造反的东西太多。士大夫为了皇权,奴态的跪着写作,歌功颂德的东西,没有个人,没有人的东西,没有人气,文学里缺少的是个性张扬的东西。即便有,也是在皇权和儒家的支持下的一种温情脉脉的关照,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紧接着周作人写了许多文章关于平民文学,关于写实文学,关于文化当中超孤立的问题,特别是周作人对中国文化当中“功利主义”盛行,八股文四溢这种情况的警惕,在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一种绝响,它深深地吸引着当时的读者。中国传统文人写文章是八股,凭借八股取士。“唐宋八大家”里他最讨厌韩愈,在他看来,韩愈的写作就是一种先验理性下的写作,是一种程序化、套路化,而没有个人精神的写作。八股文今天非常厉害,我们今天看报纸杂志很多很多到处都是八股文,党八股、学术八股,什么八股都有。 周作人对八股的批判是很深切的,他提出中国文化太讲功利。他研究古希腊,他认为古希腊的文化是超越功利的,不是一切为了功利,不是一切为了有用。我们看《论语》,《论语》里边除了个别章节比较精彩,有人性的温情在里面之外,大多数讲的是用,治人。孔夫子替统治者想出一套治人的办法:人怎么被治,社会怎么样有秩序,如何在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状态下建立社会秩序。所以东汉之后,儒家的思想在统治权术的话语下发展,就是一种在功利主义模式下的文化,没有古希腊文化的那种超功利的精神:心灵和上苍交流,远离各种利害关系,赤身裸体面对上苍。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能产生那么多的精神巨人的原因。所以他提出中国要创造新的文学,新的文化,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功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五四时期吸引了一大批人,形成了一个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苦雨斋”群落。 当时北京有两个沙龙,一个是“太太沙龙”,一个就是周作人家里的沙龙。“太太沙龙”是林徽因主办的。当时一些留学回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清华教授,像朱光潜,他们讨论诗歌讨论戏剧,是比较高雅的,半是贵族半是诗人的沙龙。周作人的沙龙就更有意思,胡适、蔡元培、刘半农等等一大批人都聚集在一起,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远离革命,远离社会的暴力和冲突,想要建立一个温馨自由的学术环境。周作人有意无意中成为北京“京派文化”学术界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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