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抗日战争钩沉录之六：日军在当阳使用毒气的罪证

在侵华战争中，施放毒气是日军惯用的作战方式。日军毒气战纵延侵略战争始终，横贯中国战场全境，其中在山西、湖北更是大规模使用，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伤亡。宜昌是重庆的门户，日军在湖北使用毒气，尤以宜昌最甚。1941年10月宜昌作战之后，同月的新加坡《星洲日报》便刊载了日军投掷数百枚毒气弹的经过、中国军民中毒后的症状以及“700人中毒气而死，600人受创”的惨况。日军盘踞在当阳达六年之久，是驻荆门、宜昌地区的日军指挥中心，同时也是驻宜昌日军的受降地。近几年来，关于日军在宜昌施放毒气的研究屡见各报刊及网络平台，但对日军在当阳施放毒气的研究却甚少，令人遗憾。笔者认为，虽说日军在宜昌大规模使用施放毒气也包括当阳在内，但寻找日军在当阳使用毒气的罪证，仍然很有必要。

经查阅史料，1946年9月，国防部颁布的第11批战犯名册中，其中包括“卅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湖北使用窒息性毒气”的日军第二百三十一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根据属地原则，该案被交给作为10个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之一的武汉法庭审理。1947年3月，面对检察官陈秉珪的侦讯，梶浦银次郎不仅否认曾使用毒气，还称从未参与作战。对此，检方向司法行政部索来梶浦银次郎的《战罪审查表》，并请太原军事法庭对其上级长官、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长澄田睐四郎进行讯问。《战罪审查表》主要内容如下：

犯罪详情：（1）被告令属于在1941年7月10日在郝穴作战时，用瓦斯发射筒使用催泪性嚏性瓦斯；（2）被告于1943年3月14日在中国湖北省当阳县天宝山，用山炮施放催泪性嚏性瓦斯；（3）被告于1943年5月17日至19日在中国湖北县当阳仙人岩，用山炮攻用【攻击】催泪性瓦斯；（4）被告于1943年5月27日在湖北长阳附近，用瓦斯发射筒施放催泪性毒气；（5）被告于1943年11月25日在湖北当阳飞机场，用瓦斯发射筒施用催泪性毒气。

详细证据如下：（1）上述事实经俘虏近藤光夫（日本人、男性）亲目所见并签字证明；（2）至（3）所述事实系俘虏光井克夫（日人、男性）所眼见并签字证明；（4）至（5）所述事实系俘虏山根友八（日人、男性）所亲见并签字证明；以上自（1）至（5）案件经榛叶修（日人、男性）调查属实。

犯罪详情中有三处点到当阳，其中根据时间节点以及鄂西会战在当阳发生的战役，“当阳县天宝山”应为误记，天宝山应在夷陵区龙泉镇境内。因此真正涉及当阳的有两处：一是仙人岩，二是飞机场。仙人岩应该就在玉泉街道枣林村一带，地处金龙山西侧。飞机场也就是现在三里港村的港湾明珠酒店一带，新机场建成后俗称老机场。

梶浦银次郎的《战罪审查表》明确告诉我们，日军在当阳使用毒气的种类和方式：一是用山炮攻击催泪性瓦斯，二是用瓦斯发射筒使用催泪性毒气。

驻守日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被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据战犯鹈野晋太郎（驻当日军宣抚班班长）的供述，日军曾在当阳大量使用毒气。鹈野晋太郎的供述收录被收录在《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一书，内容如下：

宜昌作战期间，日军在当阳三天发射二苯氰胂毒剂炮弹1500余发，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混合毒气炮弹1000余发，其中一天还用36架飞机向抵抗日军的国军投掷毒气炸弹300枚，致使600人死亡。

战犯鹈野晋太郎供述中的“宜昌作战”就是指1940年6月发生的当阳保卫战。从他的供述我们得知，在九子山、金龙山等战斗中，日军大规模使用了毒气，类型有二苯氰胂毒剂炮弹、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混合毒气炮弹以及毒气炸弹，三天共发射2800余发，致使600人死亡。

据战犯平田日出雄、宫崎宏、鹿田正夫、黑濑市夫的供述，1940年9月中旬，日军在当阳县城西南进行演习放毒，在3名当阳百姓中试验糜烂性瓦斯效果，事后将上身腐烂的3人杀害。不久，又将40名当阳百姓捆绑，进行瓦斯和榴弹杀伤力试验，事后将试验对象全部杀害。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日军在干溪场进行了三次放毒试验，其中一次当地村民中毒约400人。两名战犯的供述收录在《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一书，平田日出雄、鹿田正夫是笔供，宫崎宏、黑濑市夫是口供。

据荆楚网2019年5月21日刊载的《日军在宜昌进行毒气战》一文的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新编第四化学联队第十一大队进驻宜昌，设立了毒气武器装配厂，备齐了糜烂性、窒息性毒剂弹药。

从平田日出雄等4个战犯的供述来看，这个日军新编第四化学联队第十一大队很可能就驻扎在当阳，并设立了毒气武器装配厂。只有这个罪恶的新编第四化学联队第十一大队才有可能进行毒气杀伤力试验，并进行演习。

平田日出雄等4个战犯的供述表明，日军的毒化武器多种多样，主要有催泪性的苯氯乙酮、呕吐性的联苯氯化胂，糜烂性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还有窒息性的光气、氯化基吡啶和氰酸气。窒息性毒气被日军称为“红色”毒气，糜烂性毒气被称为“黄色”毒气。由炮兵发射或飞机投掷的则称为“红色弹”和“黄色弹”，用投掷器或掷弹筒发射的称为“红色筒”，直接洒播芥子气原液则称为“黄色剂”。

据一个叫佐佐木治的日本侵华军人在其忏悔谢罪文章中讲述，“1938年入伍来华，自1940年5月起，作为化学武器小队长被分配在第39师团233联队某大队，参加了对宜昌的作战。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组建专门使用毒气武器的小队，名曰‘化学武器小队’，配属在各步兵大队里，每个小队携带的毒气弹有红炮筒中型25根、小型40根、发烟筒30根”。佐佐木治详细记载宜昌作战时日军向中国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的经过：“那里有二十几个抗日战士被毒气熏窒息了，口吐鲜血，流出鼻涕，有的处于半死状态，用湿布捂着嘴和鼻子，尽管身上负了几处伤，但斗志昂扬……”。

当阳沦陷后，驻当阳的日军就是日军第39师团，师团司令部就设于当阳县城玉阳山上。从平田日出雄、宫崎宏的供述推断，这个日军化学武器小队应该就驻扎在当阳县城，隶属于日军新编第四化学联队第十一大队。

鹈野晋太郎、平田日出雄等战犯的供述，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国军第2军第9师师长张琼在宜昌保卫战中因日军施放毒气中毒身亡一事。张琼曾参加当阳保卫战并立下战功，病逝于1943年，死因主要是与日军作战时染上毒气。张琼有可能是在抗战中因染上日军毒气而殉国的官阶最高的国军将领。

1943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并将“使用毒气”纳入调查项目，通过广泛取证，艰难完成了光井克夫、山根友八、近藤光男、榛叶修等战俘关于日军在宜昌、杭州、长沙等地施放催泪剂和喷嚏性瓦斯的证明书。在战后审判中，这些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日军在当阳境内使用了毒气这一罪恶的作战方式。（郭汉闵根据资料整理）

来源：当阳档案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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