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 卫星图觅得洋坪荆门虎牙感怀恩师

有没有人能描述一下这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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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远安化石群地质公园
    湖北远安，楚文化的发祥地，华夏之母嫘祖的故里。这里青山叠翠，幽谷流霞，民风淳朴，物产丰饶，地质遗迹众多，素有“三峡后花园”之美誉。
    湖北远安化石群省级地质公园位于湖北省远安县境内,总面积500平方公里。
    公园在结构上可概括为“一馆两园两点”，“一馆”即远安县地质博物馆；“两园”即张家湾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化石园和荷花镇奥陶纪头足类化石园；“两点”为盐池河岩崩景点和望家冲石林景点。
   远安地质博物馆位于著名道教风景区鸣凤山的入口处，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是集中展示地质遗迹资源、普及地质科学的场所。
    主体景区张家湾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化石园位于远安县河口乡落星村，距县城约30公里，是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化石密集分布区，化石出露面积约4平方公里。在化石群揭露点保护房仅60多平方米的面积里，已揭露出8条不同形体特征的水生爬行动物化石。如此集中的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群，在国内外十分罕见。经专家初步研究鉴定，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新属种。
    另一个重要景点荷花镇奥陶纪头足类动物化石园化石遗迹分布面积约20平方公里，沿宜保公路向南可延伸至湖北宜昌县黄花，向北可延伸到湖北保康县境内。该化石群以软体动物门、头足纲、外壳亚纲、鹦鹉螺超目化石为主，伴有腕足类、节肢类化石，是国内知名震旦角石的重要产地。据1984年出版的《湖北省古生物图册》统计，仅鹦鹉螺超目化石就分出了7目、19科、30余属、80余种，化石主要产于奥陶系中统宝塔组龟裂纹灰岩中，各属种化石数量较多、分布密集。化石个体大小不等，一般在0．1米到1米之间，1米以上的大型中华震旦角石和直角石也常有发现。化石形态有直形、弓形、螺旋形、宝塔形等。此外，荷花镇林木茂密，磷矿资源丰富，还有嫘祖故里、垭丝之乡、明清化石街等古人文遗迹。
    盐池河岩崩景点，位于易发地质灾害的盐池河磷矿区。区内地层为震旦系和寒武系灰岩，断裂构造发育，地形切割较深，形成悬岸峭壁，相对高差均在数百米以上。
    望家冲石林景点，俗称“怪石坡”。位于远安县西北部，距县城50多公里，它是由奥陶系厚层状灰岩经地表水长期冲刷溶蚀而成。怪石林立，形态各异，面积约1平方公里，是一处十分稀有的石林地貌景观。
    公园现已收集的主要化石资源有远安鳄、远安龙、远安鱼龙，此外还有与水生爬行动物伴生的菊石类、棘皮类化石及大小不等、零散的爬行动物化石碎片。其中有的标本上所见到的部分肋骨印模比较粗大，据此，可推断还有比上述形体更大的同类化石。
    在如此众多的化石遗迹中，尤以在河口乡张家湾、鸣凤镇鹰子山等地发现的水生爬行类化石群最为珍贵，受到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这里的水生爬行动物化石全是过去未曾发现的新属种，填补了这类化石在我国的空白”、“在一个化石产地发现这样多的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群是极为罕见的，其它类似的化石点，都达不到如此丰富”。
    特殊的地质演化过程，造就了远安独特秀美的地质景观。南起南大门石头店，北至最北边的南襄城，沿沮河两岸排列着一座连一座的红石山，旅游学上称作丹霞山。清悠悠的沮河像一条玉带把无数红石山挽起来，构成一幅巨大的丹霞映碧水的壮丽图画。园内主要地质景观有张家湾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群遗迹景区；鹰子山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群遗迹景区；茅坪芙蓉龙（暂定）化石遗迹景区；鸣凤山风景区；鹿苑寺、金家湾丹霞地貌景观；望家冲小石林景区；太清洞、观音洞、白龙洞、八仙洞岩溶溶洞景区和盐池河地质灾害遗迹景区。
    主体景区张家湾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群遗迹景区，包括天坑、消水洞、杨树洞、天坑洞、兵马洞、月亮洞、兵马寨、古栈道、武陵峡等景观。区域地形地貌特别，长长的峡谷、高高的山岩、葱葱的林木、幽幽的溶洞，既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通往荆襄巴蜀之间的要道，那些古栈道、兵马洞、兵马寨及岩壁上的寨墙、寨门、石窟等便是最好的例证。矗立在山头上的兵马寨，传说是穆桂英当年女扮男装，带兵在此伏击敌兵而修建的掩体。
    灵龙峡风景区，位于沮西山地的西河上游，186平方公里的景区内峰峦重叠、沟壑丛生、急流飞瀑、云海雾山。景区内由4亿多年的奥陶系石灰岩地貌构成一个封闭式大峡谷，悬崖高耸，怪石嶙峋，10公里的河谷水流奔涌起伏，险滩多达20余处。尤其是西河水流在青龙山脚下的360度大回转，形成了独特、壮观的灵龙峡大拐弯，被誉为“三峡漂流第一弯”，可与举世闻名的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相媲美。
    鸣风山风景区，位于远安县城西郊。为省内最典型的丹霞山水景观，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命名的省级风景名胜区。鸣凤山山势险峻，风景绚丽。主峰海拔408米，凿石为梯，共1999级，素有“武当远，鸣风险”之说。登上鸣凤山，极目丹霞山水，巍峨磅礴、气象万千。
    鹿苑寺风景区，是一处极为秀丽的丹霞地貌自然景观，集山水、人文、田园风光为一体。昔日寺庙建于鹿溪山下，故有“依山悬崖陡，旁水三面流，松柏翠竹间，白云绕阁楼”的赞誉。景区为25公里长的峡谷，一条碧绿可人的鹿溪河蜿蜒其中，把五个红岩小盆地串联起来。区内有古代文人题的“鹿苑八景”，闻名于世的鹿苑寺贡茶即产于此地。
    太清洞风景区，原名为龙潭洞，距县城14公里，为三叠系灰岩溶洞。洞长400多米，洞室面积约18000平方米。主要石景分布于巨大的穹形洞厅中，景观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洞内伏流淙淙。
    湖北远安化石群省级地质公园，是一处资源丰富、科学性强、特点鲜明突出、资源配置合理、空间结构完整、地域组合良好，以稀有、珍奇的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群、奥陶纪头足类动物化石群为主，融秀丽的山水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为一体，具有科研、考察、教学、历险探奇、观光、度假、娱乐、寻根访祖、宗教朝拜、历史文化教育、青少年科普教育等多功能的风景名胜旅游区。

    “南起南大门石头店，北至最北边的南襄城，沿沮河两岸排列着一座连一座的红石山，旅游学上称作丹霞山。清悠悠的沮河像一条玉带把无数红石山挽起来，构成一幅巨大的丹霞映碧水的壮丽图画。”就是说卫星图牙齿状的白色花纹底子也是红色的。
    《水经注•江水篇》云：
        江水又东, 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 上合下开, 闇徹山南, 有门像; 虎牙在北, 石壁色红, 间有白文类牙形, 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 楚之西塞也。水势急峻, 故郭景纯《江赋》曰: “虎牙嵥竖以屹崒,荆门阙竦而磐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者也。
虎牙的位置八九不离十了吧。
    《水经注》这段话原来讲今沮漳河的，被移到了江水篇中。也许郦道元就错了，原因也许《荆州记》称这条江只叫作江。也可能郦道元还没有错，但他是北方人，书中对南方记载错误较多，《水经注》从流传之始就有人对它进行订补、整理，而把一些不错的地方反而弄错了。如郭璞《江赋》的巴东之峡本来写他最热爱的今沮漳河上游，因为他曾任赤脚令，到梁元帝时也还知道这个巴东之峡。但唐以后人根据唐代的地理观念，认为巫峡在长江三峡中，荆门、虎牙只能在长江两岸，把《水经注》描写今沮漳河的句子移到了描写长江的部分。而长江两岸实际上找不出同古文献相合的荆门和虎牙。荆门市的荆门和虎牙是以另外的方式误读古书的结果。谁知实际的荆门虎牙在远安。
    虎牙的位置我想已经基本确定了。如果能弄清荆门是怎样的门形、阙形，就可以说问题完全解决了。
     请大家帮助。

《后汉书·郡国志四》（卷112）荆州南郡夷陵原注云：“有荆门、虎牙山。”。李贤注“虎牙有文如齿牙，荆门上合下开。”
今本《水经注·江水篇》云：
江水又东, 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 上合下开, 闇彻山南, 有门像; 虎牙在北, 石壁色红, 间有白文类牙形, 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 楚之西塞也。水势急峻, 故郭景纯《江赋》曰: “虎牙嵥竖以屹崒,荆门阙竦而磐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者也。
陈桥驿《<水经注>疏证》云：
《蜀鉴》卷1《建武九年》引《水经注》云：“公孙述依二山作浮桥拒汉师，下有急滩，名虎牙滩。”《舆地纪胜》卷73荆湖北路峡州《景物》下“虎牙山”引《水经注》云：“下有急滩，名虎牙滩。一名武牙。”《元一统志》卷3河南江北等行中书省峡州路《山川》“虎牙山”引《水经注》云：“荆门在南山之半，虎牙在北山之间，公孙述遣二将依山作浮桥，拒汉师，下有急滩，名虎牙滩，一名武牙。”据三书所引，“下有急滩，名虎牙滩。一名武牙”，当是此段中佚文。
    看了陈先生收罗的这些引文后，恍然有悟。
    《续汉志》原注是“有荆门虎牙山”！也就是今许家岗。《元一统志》的引文最全，都是《水经注》佚文。郭璞说的磐礴是对岩石的形容，对照图片，可以精确地解为对两岸伸入河中的岩质河床盘旋、蹙迫的情形。河中岩石的分布范围东西长度几乎与许家岗等同，即“闇彻山南”，闇，《说文》曰：“闭门也。”“荆门在南山之半”，指许家岗南面沮河较宽部位，上游航道狭窄曲折，下游比较上游，航道受两岸岩石闭合处较宽较短，即所谓“上合下开”。“虎牙在北山之间”，指许家岗沮河北岸三处有牙齿状白色竖纹的岩壁。下游最大的一处形成急滩，叫虎牙滩。
   

看到过。

古三峡地理初探——石泉先生审阅过的一篇旧作的新进展
一、回顾与追思
我随石泉师所做历史民族地理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以《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以下简称“《峡》文”）为题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后为多篇综述性的论文所介绍， 《199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介绍：“作者考定，峡中指今沮河峡口附近，而峡中蛮的分布则应在以沮河中上游为中心的荆山山原；……梁朝后期，峡中蛮北面有蛮族首领文道期附魏。随着北朝军事影响到达峡中地区，蛮人开始活跃，由被动卷入政治争夺，发展为主动参与。这也体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进程的深入。”后一点在民族关系的论述上有突破。回忆与石先生讨论西阳蛮地理时，我说：“蛮族历史（活动）理清楚了，地理自然会清楚起来。”先生颔首。现在我进一步思考，蛮族的分布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特别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有特点，正因为地理的相对稳定性，尤其是大山大川的不可移易，对民族地理的考察能对城邑为主的沿革地理起补充、互证的作用。从峡中蛮文道期、陆法和等的活动看，当时北朝势力远没有到达长江，不可能与重重山水阻隔的长江三峡中的蛮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当时我断定陆法和驻守的巫峡不在长江巫峡。这里也在石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思考的古巫、巴、黔中的范围内。
石先生论三国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认为，刘备大军出峡后, 即“舍船就步”, 自今宜昌东北向, 经过今当阳、淯溪, 溯今漳河河谷转支流茅坪河谷北上, 转东北, 跨越低平的山梁, 即进入今宜城市西南端之柘( 亦作“ 柞”、“榨”) 峪溪河谷平原, 到达刘猴集盆地（汉、吴巫县所在）。前往江陵（在今宜城南境）。[ ]《峡》文提出萧纪选择了与刘备不同的行军路线，走沮河北上，在今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与陆法和相持。这个观点是在没有充分掌握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反映了对石先生荆楚历史地理新解体系的依赖。此文引起重视，我认为也是因为石先生在批判旧的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地名系统时所做的坚实的基础工作，我的初步论证看起来增加了石先生新解体系的证据。王红星先生提到石先生说的话：我过去是孤立派，现在是少数派，希望今后能成为多数派；指出先生的观点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印证，他的体系越来越被学界同仁所接受。[ ]《峡》文的受重视也应看作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不过对石先生的新解体系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可能不会特别注意我对巫峡的定位不同于石先生的初步推论。先生对我的观点是重视的，但未置可否，也没有发表意见。2014年春，我跟徐少华教授提及，我不知道石老师当时为什么不发表意见。近日思之再三，我回忆起和石先生在一起时的一个细节。先生问我：“均水在哪里？”答案是注入涢水的均水，但并非显而易见。我犹豫着回答说：“在均县吧？”石先生也没有做任何表示。石先生相信我能够自己解决疑问，在查找答案的过程中熟悉相关史料，思考学术路径。先生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中对均县和随州附近“曾”、“淅”、“均”一组地名的雷同做过探讨。[ ] 我没能留意应该受责备的。李涵先生谈石泉先生的荆楚史地研究及教学：“这是他毕生心血之所寄。他竭心尽力地培养研究生，也是因为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他希望后继有人。但对于不同意己说的意见，他一向持宽容以至欢迎的态度；在学生中也努力提倡一种自由民主的学风，让他们畅所欲言，自由发展，并不强人从己。因为他认为民主的学风和科学的精神是学者的生命。”[ ]先生的启发式提问和对错误回答的玄默，是激励自主探索的奇招吧。
峡中蛮或巫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石先生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第一部分实际上是针对人们对其研究的疑惑说：“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这样将可以促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并更增活力。”先生的自信和坚持首先来自他发现了隋唐以来直至近世一脉相承的地名体系成系列的必误，而在探究致误之由和构建新解体系的过程中又能不断取得理论与方法的进步。葛剑雄先生注意到了石先生严谨的论证，致使旁人无法在两种体系间调和或兼顾，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我们做学生的自然感受更深。我把巫峡定在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在石先生新解体系的路线上试探性地往前迈了一小步，这一小步在旧说和新解之间属于非彼即此的，但对于新解自身却又非此亦此，与石先生对巫峡、巫县的推定不同，熟悉先生新解体系的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肯定会注意拙文的种种不足。
石先生对我的观点未作评论，这个部分也没有纳入学位论文中。石先生用了极其特殊的方法让我在探讨峡中蛮北边的南雍州蛮地理时，对新解体系有更深的认识。现在我想也是把完善极不成熟的巫峡定位问题完全留给了我自己。石先生不发表评论也就是不给我任何因与先生的意见不合而产生顾虑的压力，而且，先生自己的意见，成书俱在，没有完成的我以后也能看到。不带先入之见，沿着前人指引的方向自己摸索前进， 或者更有可能看到原来被忽视的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找到新的路径。这迟到的领悟，先生会含笑同意吗？
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我联系随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做博士后研究，由石先生处得知王先生个人已同意接受我，但为了生计我没有继续联系而是去了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我完成了《南朝宋左郡左县制度的形成》一文，后来收入《石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后继课题《南朝齐左郡左县制度的演变》也在社科院时完成了一部分。南齐时存在左郡左县制度及其变体向西部蛮族地区推广的趋势，巫峡的定位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和石先生对巫峡定位的不同看法长久成为我心中难解的结。
事情在2014年春节出现了转变。我整理学习我的硕士导师张雄教授的《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和汉化》[ ]一文时，注意到降于石勒的建平蛮不可能在长江三峡之中，进而发现古三峡应在沮漳河流域，三国、南朝建平郡至少其北境应到了沮河上游。这一观点不只是更增强了石先生对旧说的批判。因为新解体系以对史料的直探本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显著特点，宏大的体系下，各个课题互相联系，丝丝入扣，对任何一个课题甚至任何一个定位如有不同意见，都意味着要在头绪繁多的史料联系中尽可能做更细致更深广的思考。 2014年夏我在湖北省直机关医院中医科住院时向付勇刚大夫倾诉：“我一想这个问题牙就疼，放下不想又不疼了。”真的很难。现在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批评帮助。

古三峡地理初探——石泉先生审阅过的一篇旧作的新进展
一、回顾与追思
我随石泉师所做历史民族地理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以《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以下简称“《峡》文”）为题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后为多篇综述性的论文所介绍， 《199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介绍：“作者考定，峡中指今沮河峡口附近，而峡中蛮的分布则应在以沮河中上游为中心的荆山山原；……梁朝后期，峡中蛮北面有蛮族首领文道期附魏。随着北朝军事影响到达峡中地区，蛮人开始活跃，由被动卷入政治争夺，发展为主动参与。这也体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进程的深入。”后一点在民族关系的论述上有突破。回忆与石先生讨论西阳蛮地理时，我说：“蛮族历史（活动）理清楚了，地理自然会清楚起来。”先生颔首。现在我进一步思考，蛮族的分布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特别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有特点，正因为地理的相对稳定性，尤其是大山大川的不可移易，对民族地理的考察能对城邑为主的沿革地理起补充、互证的作用。从峡中蛮文道期、陆法和等的活动看，当时北朝势力远没有到达长江，不可能与重重山水阻隔的长江三峡中的蛮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当时我断定陆法和驻守的巫峡不在长江巫峡。这里也在石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思考的古巫、巴、黔中的范围内。
石先生论三国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认为，刘备大军出峡后, 即“舍船就步”, 自今宜昌东北向, 经过今当阳、淯溪, 溯今漳河河谷转支流茅坪河谷北上, 转东北, 跨越低平的山梁, 即进入今宜城市西南端之柘( 亦作“ 柞”、“榨”) 峪溪河谷平原, 到达刘猴集盆地（汉、吴巫县所在）。前往江陵（在今宜城南境）。[ ]《峡》文提出萧纪选择了与刘备不同的行军路线，走沮河北上，在今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与陆法和相持。这个观点是在没有充分掌握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反映了对石先生荆楚历史地理新解体系的依赖。此文引起重视，我认为也是因为石先生在批判旧的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地名系统时所做的坚实的基础工作，我的初步论证看起来增加了石先生新解体系的证据。王红星先生提到石先生说的话：我过去是孤立派，现在是少数派，希望今后能成为多数派；指出先生的观点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印证，他的体系越来越被学界同仁所接受。[ ]《峡》文的受重视也应看作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不过对石先生的新解体系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可能不会特别注意我对巫峡的定位不同于石先生的初步推论。先生对我的观点是重视的，但未置可否，也没有发表意见。2014年春，我跟徐少华教授提及，我不知道石老师当时为什么不发表意见。近日思之再三，我回忆起和石先生在一起时的一个细节。先生问我：“均水在哪里？”答案是注入涢水的均水，但并非显而易见。我犹豫着回答说：“在均县吧？”石先生也没有做任何表示。石先生相信我能够自己解决疑问，在查找答案的过程中熟悉相关史料，思考学术路径。先生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中对均县和随州附近“曾”、“淅”、“均”一组地名的雷同做过探讨。[ ] 我没能留意应该受责备的。李涵先生谈石泉先生的荆楚史地研究及教学：“这是他毕生心血之所寄。他竭心尽力地培养研究生，也是因为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他希望后继有人。但对于不同意己说的意见，他一向持宽容以至欢迎的态度；在学生中也努力提倡一种自由民主的学风，让他们畅所欲言，自由发展，并不强人从己。因为他认为民主的学风和科学的精神是学者的生命。”[ ]先生的启发式提问和对错误回答的玄默，是激励自主探索的奇招吧。
峡中蛮或巫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石先生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第一部分实际上是针对人们对其研究的疑惑说：“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这样将可以促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并更增活力。”先生的自信和坚持首先来自他发现了隋唐以来直至近世一脉相承的地名体系成系列的必误，而在探究致误之由和构建新解体系的过程中又能不断取得理论与方法的进步。葛剑雄先生注意到了石先生严谨的论证，致使旁人无法在两种体系间调和或兼顾，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我们做学生的自然感受更深。我把巫峡定在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在石先生新解体系的路线上试探性地往前迈了一小步，这一小步在旧说和新解之间属于非彼即此的，但对于新解自身却又非此亦此，与石先生对巫峡、巫县的推定不同，熟悉先生新解体系的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肯定会注意拙文的种种不足。
石先生对我的观点未作评论，这个部分也没有纳入学位论文中。石先生用了极其特殊的方法让我在探讨峡中蛮北边的南雍州蛮地理时，对新解体系有更深的认识。现在我想也是把完善极不成熟的巫峡定位问题完全留给了我自己。石先生不发表评论也就是不给我任何因与先生的意见不合而产生顾虑的压力，而且，先生自己的意见，成书俱在，没有完成的我以后也能看到。不带先入之见，沿着前人指引的方向自己摸索前进， 或者更有可能看到原来被忽视的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找到新的路径。这迟到的领悟，先生会含笑同意吗？
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我联系随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做博士后研究，由石先生处得知王先生个人已同意接受我，但为了生计我没有继续联系而是去了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我完成了《南朝宋左郡左县制度的形成》一文，后来收入《石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后继课题《南朝齐左郡左县制度的演变》也在社科院时完成了一部分。南齐时存在左郡左县制度及其变体向西部蛮族地区推广的趋势，巫峡的定位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和石先生对巫峡定位的不同看法长久成为我心中难解的结。
事情在2014年春节出现了转变。我整理学习我的硕士导师张雄教授的《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和汉化》[ ]一文时，注意到降于石勒的建平蛮不可能在长江三峡之中，进而发现古三峡应在沮漳河流域，三国、南朝建平郡至少其北境应到了沮河上游。这一观点不只是更增强了石先生对旧说的批判。因为新解体系以对史料的直探本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显著特点，宏大的体系下，各个课题互相联系，丝丝入扣，对任何一个课题甚至任何一个定位如有不同意见，都意味着要在头绪繁多的史料联系中尽可能做更细致更深广的思考。 2014年夏我在湖北省直机关医院中医科住院时向付勇刚大夫倾诉：“我一想这个问题牙就疼，放下不想又不疼了。”真的很难。现在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批评帮助。

古三峡地理初探——石泉先生审阅过的一篇旧作的新进展
一、回顾与追思
我随石泉师所做历史民族地理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以《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以下简称“《峡》文”）为题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后为多篇综述性的论文所介绍， 《199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介绍：“作者考定，峡中指今沮河峡口附近，而峡中蛮的分布则应在以沮河中上游为中心的荆山山原；……梁朝后期，峡中蛮北面有蛮族首领文道期附魏。随着北朝军事影响到达峡中地区，蛮人开始活跃，由被动卷入政治争夺，发展为主动参与。这也体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进程的深入。”后一点在民族关系的论述上有突破。回忆与石先生讨论西阳蛮地理时，我说：“蛮族历史（活动）理清楚了，地理自然会清楚起来。”先生颔首。现在我进一步思考，蛮族的分布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特别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有特点，正因为地理的相对稳定性，尤其是大山大川的不可移易，对民族地理的考察能对城邑为主的沿革地理起补充、互证的作用。从峡中蛮文道期、陆法和等的活动看，当时北朝势力远没有到达长江，不可能与重重山水阻隔的长江三峡中的蛮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当时我断定陆法和驻守的巫峡不在长江巫峡。这里也在石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思考的古巫、巴、黔中的范围内。
石先生论三国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认为，刘备大军出峡后, 即“舍船就步”, 自今宜昌东北向, 经过今当阳、淯溪, 溯今漳河河谷转支流茅坪河谷北上, 转东北, 跨越低平的山梁, 即进入今宜城市西南端之柘( 亦作“ 柞”、“榨”) 峪溪河谷平原, 到达刘猴集盆地（汉、吴巫县所在）。前往江陵（在今宜城南境）。[ ]《峡》文提出萧纪选择了与刘备不同的行军路线，走沮河北上，在今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与陆法和相持。这个观点是在没有充分掌握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反映了对石先生荆楚历史地理新解体系的依赖。此文引起重视，我认为也是因为石先生在批判旧的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地名系统时所做的坚实的基础工作，我的初步论证看起来增加了石先生新解体系的证据。王红星先生提到石先生说的话：我过去是孤立派，现在是少数派，希望今后能成为多数派；指出先生的观点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印证，他的体系越来越被学界同仁所接受。[ ]《峡》文的受重视也应看作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古三峡地理初探——石泉先生审阅过的一篇旧作的新进展
一、回顾与追思
我随石泉师所做历史民族地理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以《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以下简称“《峡》文”）为题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后为多篇综述性的论文所介绍， 《199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介绍：“作者考定，峡中指今沮河峡口附近，而峡中蛮的分布则应在以沮河中上游为中心的荆山山原；……梁朝后期，峡中蛮北面有蛮族首领文道期附魏。随着北朝军事影响到达峡中地区，蛮人开始活跃，由被动卷入政治争夺，发展为主动参与。这也体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进程的深入。”后一点在民族关系的论述上有突破。回忆与石先生讨论西阳蛮地理时，我说：“蛮族历史（活动）理清楚了，地理自然会清楚起来。”先生颔首。现在我进一步思考，蛮族的分布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特别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有特点，正因为地理的相对稳定性，尤其是大山大川的不可移易，对民族地理的考察能对城邑为主的沿革地理起补充、互证的作用。从峡中蛮文道期、陆法和等的活动看，当时北朝势力远没有到达长江，不可能与重重山水阻隔的长江三峡中的蛮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当时我断定陆法和驻守的巫峡不在长江巫峡。这里也在石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思考的古巫、巴、黔中的范围内。
石先生论三国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认为，刘备大军出峡后, 即“舍船就步”, 自今宜昌东北向, 经过今当阳、淯溪, 溯今漳河河谷转支流茅坪河谷北上, 转东北, 跨越低平的山梁, 即进入今宜城市西南端之柘( 亦作“ 柞”、“榨”) 峪溪河谷平原, 到达刘猴集盆地（汉、吴巫县所在）。前往江陵（在今宜城南境）。[ ]《峡》文提出萧纪选择了与刘备不同的行军路线，走沮河北上，在今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与陆法和相持。这个观点是在没有充分掌握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反映了对石先生荆楚历史地理新解体系的依赖。此文引起重视，我认为也是因为石先生在批判旧的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地名系统时所做的坚实的基础工作，我的初步论证看起来增加了石先生新解体系的证据。王红星先生提到石先生说的话：我过去是孤立派，现在是少数派，希望今后能成为多数派；指出先生的观点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印证，他的体系越来越被学界同仁所接受。[ ]《峡》文的受重视也应看作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不过对石先生的新解体系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可能不会特别注意我对巫峡的定位不同于石先生的初步推论。先生对我的观点是重视的，但未置可否，也没有发表意见。2014年春，我跟徐少华教授提及，我不知道石老师当时为什么不发表意见。近日思之再三，我回忆起和石先生在一起时的一个细节。先生问我：“均水在哪里？”答案是注入涢水的均水，但并非显而易见。我犹豫着回答说：“在均县吧？”石先生也没有做任何表示。石先生相信我能够自己解决疑问，在查找答案的过程中熟悉相关史料，思考学术路径。先生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中对均县和随州附近“曾”、“淅”、“均”一组地名的雷同做过探讨。[ ] 我没能留意应该受责备的。李涵先生谈石泉先生的荆楚史地研究及教学：“这是他毕生心血之所寄。他竭心尽力地培养研究生，也是因为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他希望后继有人。但对于不同意己说的意见，他一向持宽容以至欢迎的态度；在学生中也努力提倡一种自由民主的学风，让他们畅所欲言，自由发展，并不强人从己。因为他认为民主的学风和科学的精神是学者的生命。”[ ]先生的启发式提问和对错误回答的玄默，是激励自主探索的奇招吧。
峡中蛮或巫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石先生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第一部分实际上是针对人们对其研究的疑惑说：“如果尚不能证其必误，那就要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这样将可以促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并更增活力。”先生的自信和坚持首先来自他发现了隋唐以来直至近世一脉相承的地名体系成系列的必误，而在探究致误之由和构建新解体系的过程中又能不断取得理论与方法的进步。葛剑雄先生注意到了石先生严谨的论证，致使旁人无法在两种体系间调和或兼顾，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我们做学生的自然感受更深。我把巫峡定在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在石先生新解体系的路线上试探性地往前迈了一小步，这一小步在旧说和新解之间属于非彼即此的，但对于新解自身却又非此亦此，与石先生对巫峡、巫县的推定不同，熟悉先生新解体系的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肯定会注意拙文的种种不足。
石先生对我的观点未作评论，这个部分也没有纳入学位论文中。石先生用了极其特殊的方法让我在探讨峡中蛮北边的南雍州蛮地理时，对新解体系有更深的认识。现在我想也是把完善极不成熟的巫峡定位问题完全留给了我自己。石先生不发表评论也就是不给我任何因与先生的意见不合而产生顾虑的压力，而且，先生自己的意见，成书俱在，没有完成的我以后也能看到。不带先入之见，沿着前人指引的方向自己摸索前进， 或者更有可能看到原来被忽视的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找到新的路径。这迟到的领悟，先生会含笑同意吗？
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我联系随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做博士后研究，由石先生处得知王先生个人已同意接受我，但为了生计我没有继续联系而是去了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我完成了《南朝宋左郡左县制度的形成》一文，后来收入《石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后继课题《南朝齐左郡左县制度的演变》也在社科院时完成了一部分。南齐时存在左郡左县制度及其变体向西部蛮族地区推广的趋势，巫峡的定位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和石先生对巫峡定位的不同看法长久成为我心中难解的结。
事情在2014年春节出现了转变。我整理学习我的硕士导师张雄教授的《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和汉化》[ ]一文时，注意到降于石勒的建平蛮不可能在长江三峡之中，进而发现古三峡应在沮漳河流域，三国、南朝建平郡至少其北境应到了沮河上游。这一观点不只是更增强了石先生对旧说的批判。因为新解体系以对史料的直探本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显著特点，宏大的体系下，各个课题互相联系，丝丝入扣，对任何一个课题甚至任何一个定位如有不同意见，都意味着要在头绪繁多的史料联系中尽可能做更细致更深广的思考。 2014年夏我在湖北省直机关医院中医科住院时向付勇刚大夫倾诉：“我一想这个问题牙就疼，放下不想又不疼了。”真的很难。现在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批评帮助。

二、对梁末峡口之战萧纪行军路线的再讨论
《峡》文认为，萧纪进攻江陵，与石先生说的刘备一样出长江三峡后， 向东北前往宜城平原的江陵。与刘备取漳河不同，萧纪走沮河，受阻于峡口。此说最不合理的地方是，无论如何干旱，沮漳河下游不可能出现“纪之将发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 [ ]的情况。而考虑建平、三峡都在沮漳河，萧纪以至刘备的行军路线就要重新考虑。也就是要考虑南朝以前荆楚与巴蜀间的三峡要道不是经过长江，而是经沮漳河。这在峡口之战的有关记载中有确凿的证据。《陈书&#8226;樊毅传附弟猛传》（卷31）和《南史&#8226;樊猛传》（卷67）载，“武陵王萧纪举兵自汉江东下”。那么萧纪是在沮河的上游进入沮河。他的行军路线应是顺汉水而下，经陆路在歇马河以上入沮河，这样，出现江水可揭的情况就合理了；值上游降雨，无雨而水涨，蜀军顺利进至峡口。
《峡》文写作时没有掌握《樊猛传》萧纪自汉江东下的资料，犯了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错误。不过这个失误只影响对萧纪行军路线方向的判断，不影响本自石先生把漳河纳入夷陵之战战场范围的论断及对古巫巴黔中范围的论述、基于我对峡中蛮族活动的分析而做的对峡口的定位。增加这条史料，可对错误进行修正，加强对古巫峡定位的论证，对峡口之战形势的分析也更合理。遥想石先生在没有电子检索工具的条件下，充分掌握资料多么困难。石先生曾说，唐（长孺）先生也经常修改自己的观点，念之感慨。
对古三峡的定位 可以梁末峡口之战作为问题的突破口。在重新分析可说明峡口之战地理形势的相关史料时，我发现一些同一地的不同名称对于地名定位以及对了解民族分布是重要的线索。另外，《南史》和《梁书》记载日期多有讹误，未见有人订正。明确的时间关系对于明晰理解地理关系是有帮助的。因此我在这里对日期错误做了更正。
太清五年（552年）夏四月，萧纪率军东至巴郡，欲图荆州。 巴郡应近汉水。《南史&#8226;梁元帝本纪》（卷8）云：
         五月癸未，帝遣将胡僧佑、陆法和援巴陵。     
         八月（实为五月），武陵王纪率巴、蜀之众东下，遣护军将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之。
五月甲申，西魏进兵巴西。巴西郡当在巴郡西，也近汉水，不一定临长江。这时萧纪在由汉水东出的路上，五天后五月己丑次于西陵。 《南史&#8226;萧纪传》的己巳和《梁书&#8226;萧纪传》的丁丑都是己丑之讹。这里西陵应是地区名称，也叫巴陵。萧纪与陆法和对峙的具体地点是峡口，就是今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北齐书&#8226;陆法和传》称巫峡；《梁书》和《南史》《元帝纪》称巴峡，其地称巴陵；《陈书&#8226;樊猛传》（卷67）其江也叫巴江。整个六月，双方在峡口相持。《北齐书&#8226;陆法和传》（卷32）云：
        法和……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无足可虑。蜀贼将至，法和请守巫峡待之。”乃总诸军而往，亲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铁锁。武陵王纪果遣蜀兵来渡，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殄之。军次白帝，……
陆法和在萧纪到达前抢修工事，在河心筑坝阻碍水路，又用铁锁隔断航道，在两岸各筑一垒防护铁锁。驻守巴东的萧圆照派船往沮河上游尽量远处接应萧纪，军情紧急，竟不考虑加载兵士后，船不得行；侥幸上游降水，无雨而水涨三尺，方便了行船，所以被蜀军将士看作好兆。将近峡口，江面因为陆法和的防御工事出现黑龙负舟的异象，蜀军不知就里，反而又作吉兆鼓噪欢呼。陆法和向萧绎告急，十日之内，接连两次。萧绎先后派任约和谢答仁分率禁军和临时拼凑的部队驰援。 萧纪在敌方援军到达前，攻断铁锁，派侯叡傍险出陆法和后，临水筑三垒以御法和及援军。蜀军受到巴东人的支持。六月乙卯，王僧辩平湘州陆纳，萧绎诸军陆续赴援。《南史&#8226;萧纪传》（卷53）云：
元帝书遗纪，……许其还蜀，专制崏方。纪不从命，报书如家人礼。既而侯叡为任约、谢答仁所破，又陆纳平，诸军并西赴，……帝又为诗曰：“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萧纪第二子）圆正在狱中连句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帝看诗而泣。纪频败，……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
六月丙辰（《梁书&#8226;萧纪传》“丙戌”为“丙辰”之误），巴东民苻升、徐子初等斩纪峡口城主公孙晃，降于众军。王琳、宋簉、任约、谢答仁等因进攻侯叡，陷其三垒，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七月，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峡口。陆法和与樊猛等经白帝进取梁、益。
萧绎和萧圆正的诗是古三峡不在长江的确凿证据。今本《水经注&#8226;江水篇》有关三峡的记载至少有一部分内容经过唐人按照唐代地理观做了改写，石先生有专门论述，[ ]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新探——附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辨析》诸篇已经对《水经注&#8226;江水篇》记载的三峡中的部分地名是否原来就属于《江水篇》提出了怀疑。《新探》自序在展望《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理形势之巨变》和《水经注》修复两大任务前说:“我始终记得先师陈寅恪先生四十年前病中闲聊时在这方面给我的一条具体指点：在弄清几个中心城市地望的同时，也要把外围小城镇的分布，理出个头绪来。今后我将在已有的基础上尽可能做到这点。我也由此想到，从汉末、三国时起，整个六朝时期，在江陵、襄阳、巴陵、夏口等重要城镇之间曾发生过一系列规模不等的战争，在这些军事行动过程中，涉及不少山、川、城邑、湖泽等及其彼此间的相对方位。从历史军事地理着眼，选择一些典型战例，对比流行说法和我们的新解，加以考察分析，最后落脚到进一步明确古荆楚地区的这一中心地带在当时的地理形势，特别是城镇山川的分布，这对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检验已有的成果，并增强论据，都将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听先生说过，他希望学生（记忆不误的话应该是李步嘉）把发生在江陵附近的战争梳理一遍。先生对我们再说一遍，目的显然在加深我们的印象。
我对巫峡和峡中蛮地理的定位结合对建平蛮或巴建蛮地理的思考，发展为沮漳河三峡说。由于增加了新史料，主要是《陈书》和《南史》《樊猛传》所载萧纪乃是从汉水东下，对梁末峡口之战的过程及地理形势做了更合理的解释。对峡口之战记载中提到的相关地名进行定位，可以增强我们的新说，也为拓展研究打下基础。

二、对梁末峡口之战萧纪行军路线的再讨论
《峡》文认为，萧纪进攻江陵，与石先生说的刘备一样出长江三峡后， 向东北前往宜城平原的江陵。与刘备取漳河不同，萧纪走沮河，受阻于峡口。此说最不合理的地方是，无论如何干旱，沮漳河下游不可能出现“纪之将发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 [ ]的情况。而考虑建平、三峡都在沮漳河，萧纪以至刘备的行军路线就要重新考虑。也就是要考虑南朝以前荆楚与巴蜀间的三峡要道不是经过长江，而是经沮漳河。这在峡口之战的有关记载中有确凿的证据。《陈书&#8226;樊毅传附弟猛传》（卷31）和《南史&#8226;樊猛传》（卷67）载，“武陵王萧纪举兵自汉江东下”。那么萧纪是在沮河的上游进入沮河。他的行军路线应是顺汉水而下，经陆路在歇马河以上入沮河，这样，出现江水可揭的情况就合理了；值上游降雨，无雨而水涨，蜀军顺利进至峡口。
《峡》文写作时没有掌握《樊猛传》萧纪自汉江东下的资料，犯了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错误。不过这个失误只影响对萧纪行军路线方向的判断，不影响本自石先生把漳河纳入夷陵之战战场范围的论断及对古巫巴黔中范围的论述、基于我对峡中蛮族活动的分析而做的对峡口的定位。增加这条史料，可对错误进行修正，加强对古巫峡定位的论证，对峡口之战形势的分析也更合理。遥想石先生在没有电子检索工具的条件下，充分掌握资料多么困难。石先生曾说，唐（长孺）先生也经常修改自己的观点，念之感慨。
对古三峡的定位 可以梁末峡口之战作为问题的突破口。在重新分析可说明峡口之战地理形势的相关史料时，我发现一些同一地的不同名称对于地名定位以及对了解民族分布是重要的线索。另外，《南史》和《梁书》记载日期多有讹误，未见有人订正。明确的时间关系对于明晰理解地理关系是有帮助的。因此我在这里对日期错误做了更正。
太清五年（552年）夏四月，萧纪率军东至巴郡，欲图荆州。 巴郡应近汉水。《南史&#8226;梁元帝本纪》（卷8）云：
         五月癸未，帝遣将胡僧佑、陆法和援巴陵。     
         八月（实为五月），武陵王纪率巴、蜀之众东下，遣护军将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之。
五月甲申，西魏进兵巴西。巴西郡当在巴郡西，也近汉水，不一定临长江。这时萧纪在由汉水东出的路上，五天后五月己丑次于西陵。 《南史&#8226;萧纪传》的己巳和《梁书&#8226;萧纪传》的丁丑都是己丑之讹。这里西陵应是地区名称，也叫巴陵。萧纪与陆法和对峙的具体地点是峡口，就是今南漳县西南端的峡口。《北齐书&#8226;陆法和传》称巫峡；《梁书》和《南史》《元帝纪》称巴峡，其地称巴陵；《陈书&#8226;樊猛传》（卷67）其江也叫巴江。整个六月，双方在峡口相持。《北齐书&#8226;陆法和传》（卷32）云：
        法和……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无足可虑。蜀贼将至，法和请守巫峡待之。”乃总诸军而往，亲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铁锁。武陵王纪果遣蜀兵来渡，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殄之。军次白帝，……
陆法和在萧纪到达前抢修工事，在河心筑坝阻碍水路，又用铁锁隔断航道，在两岸各筑一垒防护铁锁。驻守巴东的萧圆照派船往沮河上游尽量远处接应萧纪，军情紧急，竟不考虑加载兵士后，船不得行；侥幸上游降水，无雨而水涨三尺，方便了行船，所以被蜀军将士看作好兆。将近峡口，江面因为陆法和的防御工事出现黑龙负舟的异象，蜀军不知就里，反而又作吉兆鼓噪欢呼。陆法和向萧绎告急，十日之内，接连两次。萧绎先后派任约和谢答仁分率禁军和临时拼凑的部队驰援。 萧纪在敌方援军到达前，攻断铁锁，派侯叡傍险出陆法和后，临水筑三垒以御法和及援军。蜀军受到巴东人的支持。六月乙卯，王僧辩平湘州陆纳，萧绎诸军陆续赴援。《南史&#8226;萧纪传》（卷53）云：
元帝书遗纪，……许其还蜀，专制崏方。纪不从命，报书如家人礼。既而侯叡为任约、谢答仁所破，又陆纳平，诸军并西赴，……帝又为诗曰：“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萧纪第二子）圆正在狱中连句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帝看诗而泣。纪频败，……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
六月丙辰（《梁书&#8226;萧纪传》“丙戌”为“丙辰”之误），巴东民苻升、徐子初等斩纪峡口城主公孙晃，降于众军。王琳、宋簉、任约、谢答仁等因进攻侯叡，陷其三垒，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七月，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峡口。陆法和与樊猛等经白帝进取梁、益。
萧绎和萧圆正的诗是古三峡不在长江的确凿证据。今本《水经注&#8226;江水篇》有关三峡的记载至少有一部分内容经过唐人按照唐代地理观做了改写，石先生有专门论述，[ ]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六朝时期宜都、建平郡地望新探——附吴蜀“夷陵之战”地理辨析》诸篇已经对《水经注&#8226;江水篇》记载的三峡中的部分地名是否原来就属于《江水篇》提出了怀疑。《新探》自序在展望《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理形势之巨变》和《水经注》修复两大任务前说:“我始终记得先师陈寅恪先生四十年前病中闲聊时在这方面给我的一条具体指点：在弄清几个中心城市地望的同时，也要把外围小城镇的分布，理出个头绪来。今后我将在已有的基础上尽可能做到这点。我也由此想到，从汉末、三国时起，整个六朝时期，在江陵、襄阳、巴陵、夏口等重要城镇之间曾发生过一系列规模不等的战争，在这些军事行动过程中，涉及不少山、川、城邑、湖泽等及其彼此间的相对方位。从历史军事地理着眼，选择一些典型战例，对比流行说法和我们的新解，加以考察分析，最后落脚到进一步明确古荆楚地区的这一中心地带在当时的地理形势，特别是城镇山川的分布，这对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检验已有的成果，并增强论据，都将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听先生说过，他希望学生（记忆不误的话应该是李步嘉）把发生在江陵附近的战争梳理一遍。先生对我们再说一遍，目的显然在加深我们的印象。
我对巫峡和峡中蛮地理的定位结合对建平蛮或巴建蛮地理的思考，发展为沮漳河三峡说。由于增加了新史料，主要是《陈书》和《南史》《樊猛传》所载萧纪乃是从汉水东下，对梁末峡口之战的过程及地理形势做了更合理的解释。对峡口之战记载中提到的相关地名进行定位，可以增强我们的新说，也为拓展研究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