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杜立君的（1942），发人深省！

一场被叫做“斯巴达”的战争远去了，中国电影院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演出季。李安以一部神奇的《少年派》讲述了关于人类流浪的心灵史；《2012》以3D版重新将人们带到一个末日狂奔。接下来，冯小刚以《一九四二》将人们带回中国，带回过去，带回现实。如果说《少年派》是用一个人的梦想来诠释信仰，《2012》是用人类共同的恐惧来警告人们的狂妄，那么《一九四二》则是用一个民族的群像来展示生存。这3部电影中，从先知、神父到喇嘛，信仰无处不在；在自然面前，人们面对“死亡与活着”时，即使万能的上帝，似乎也如此无能为力。

刘震云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时，中国还在一个权力傲慢的电视—印刷时代；冯小刚拍摄《一九四二》时，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权利复苏的互联网—手机时代。20年前，刘震云用文字颠覆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20年后，冯小刚用影像刺破了权力对于历史的禁锢。“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这是《一九四二》的宣传主题词。20年时间，互联网时代带给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历史在这里越来越逼近真相，中国人因此也越来越接近普世意义上的人类。在同一个地球上，从来不存在中国人与人类的区别。在同一个人性拷问中，《一九四二》将中国电影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里，人们以一种荒诞而惊奇的眼光看到世界面前的中国。

如果可以给《一九四二》找到一个更确切的名字，那么叫它《逃荒》无疑更加准确，它以极其严谨纪实的影像重构了一幅更加鲜活和残酷的“流民图”。按说2012年11月29日，《一九四二》才正式上映。在河南一个县城的影院里，电影比29号早到了一个半小时。电影在蒋介石当年那温婉而刚毅的“新年讲话”中开始……午夜过后，140分钟的电影散场，人们走出一个遥远的年代，昏黄清冷的月光洒满这座灯红酒绿暴富起来的小城。70年前，这里曾是“一九四二”的真实历史现场。酒足饭饱之后，在温暖的影院和柔软的沙发上“欣赏”自己先人“逃荒”的苦难，这是怎样一种荒诞和残忍……

如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九四二》的观影体验，“无语”或许是最恰当的。一群不幸的人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凄风残雪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怎能让人说得清……《一九四二》的英文名字是《Back 1942》，其实，又有几人愿意“回到1942”呢？《一九四二》与《2012》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而便认为不可能发生。事实上，70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河南人记得和关心这场饥荒。70年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线，其实即使更短的50年前的饥荒也少有人知晓。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今天的河南人只为两件事烦恼——吃肉和减肥，就如同70或50年前的河南人为两件事烦恼——活着或死去。

一

1942年，世界正陷入一场末日般的战争中。在斯大林格勒，数百万苏联人正在德军的重重围困中饥寒交迫；在奥斯维辛，纳粹德国正在有条不紊地对近百万犹太人进行文明的屠杀；在英国，丘吉尔首相患了一场感冒；在印度，圣雄甘地正在以绝食的方式掀起印度独立浪潮；在半壁沦陷的中国，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进攻止步于河南。在陪都重庆，蒋介石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毛万岁正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发起一场叫做“整风运动”的权力大清洗。

这一年，隐居北平的画家蒋兆和先生正在创作一幅人物长卷。这幅高2米，长26米的巨幅国画以轰炸、战火、饥饿、逃亡为主题，记录乱世中那些逃荒的农民、失业的工人、饥饿的孩子、横陈的尸骨……这幅《流民图》与《清明上河图》构成了地狱中国与天堂中国的阴阳两界。在画室之外，位于中国之中的河南正演绎着一场更为悲惨的现实版“流民图”。

在当时的中国纪年中，1942年为民国三十一年。头年河南刚刚遭遇了水灾的洗劫，新年开春，各地就接连不断地迎来了冰雹、黑霜与大风等自然灾害。然后是大面积的大旱和蝗虫。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水旱蝗汤”，“四害”齐聚，河南全省110个县、1000万众遭遇灭顶之灾，饥荒使300万人饿死。“小麦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百元一斗。到了1943年，暴涨到800元一斗。”在买卖人口的“人集”上，妇女售价跌至平时的1/10，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1/3。“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方城一对夫妇实在无法生活，妻子就在人市上被卖了，夫妻临分手，女人对男人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二人抱头痛哭。男人说“不卖你了，咱死也死在一起。”这是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亲眼所见。

坦荡的中原自古就是逐鹿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上一年河南遭受水灾侵袭，仍然征购小麦413万担，超过全国征购小麦的1/3。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土地卖完后，庭院中的树和房子也用来换取食物，最后陷入彻底的困境。郑县（今郑州）一户姓李的农民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

正像中国官场“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一样，河南地方当局对重庆刻意隐瞒了这场饥荒，在发给重庆中央政府粮食部的电文中称：“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进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饥荒已经蔓延得非常严重。不要说正常的食物，河南许多地方连树叶树皮都难以找到，甚至干柴也被捣碎用以果腹。记者张高峰深入采访的通讯《饥饿的河南》送到重庆的《大公报》后，总编辑王芸生改为《豫灾实录》发表，并撰写了一篇评论《看重庆念中原》。当天晚上，《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勒令停刊3天，以示惩戒；张高峰被逮捕。

在华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挺身而出，从重庆飞抵宝鸡，沿陇海线乘火车赶到西安，向东过潼关，进入河南实地采访。当时陇海铁路沿线，到处都是饿死、病死和扒火车摔死的饥民。白修德亲眼目睹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之上所遇见的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作为高人一等的洋人，白瑞德在郑州受到河南官方热情的款待，宴席上有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鱼、炸春卷和撒满白糖的馅饼。这让白瑞德无法想象，一路上所见“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与眼前是同一个世界。他或许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白修德在最近的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发去了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一是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二是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白修德忘了还有一个原因——国民政府。这篇报道神奇地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数日之后，这篇来自中国的灾难就出现在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大哗。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白修德的报道使这位风头正健的“中国第一夫人”极为难堪。她竟然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卢斯回敬道：“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尽管来自河南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或者假装不相信河南的灾情，白修德当面给蒋介石出示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蒋介石沉默了。接下来的结果自然是人头落地，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泄露机密”被枪毙了。白修德的介入使河南饥荒大白于天下。直到10月，国民政府才派出两名官员前去调查灾情。10月底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之后，蒋介石下拨2亿元救济款，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元，而且大多并没有落到饥民手中。所有的官办粥场都形同虚设。新年之际，又从河南征收了170万大包(每大包200斤)小麦用作军需，这对河南灾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九四二》中有一个桥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日军军官陈诉日军兵力不足，战争不利。冈村指出中国最大的弱点是政府对民众极其冷酷，如果能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则必然扭转战局，击败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冈村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宁次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毫无疑问，这句“他们首先是人”是这部电影最为刺耳的台词。

在中国官方历史中，冈村宁次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期，曾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造成数百万华北平民的死亡，但冈村宁次指出，他真正实行的是“三不”政策，即不杀、不抢、不淫。从真实历史来看，冈村宁次似乎并没有撒谎。事实上，“三不”也比“三光”更高明更厉害更符合日军当时的战略思想。冈村此举意在对日本军队的战争行为进行约束，提倡“良心至上”，以此收买中国民众的人心，实现儒家传统理想的“王道乐土”，从而彻底征服中国。如果说战争中尚有一拼的话，在这种国家层面的文明对抗中，当时兵匪不分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军纪严明的日军的对手。在日军和中国民众共同形成的强大压力下，至少有40万国军不战而降。

因为冈村宁次颇具政治家头脑的卓越战争指挥能力，他被晋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惜不足一年，强大的日本战车就被美国的原子弹击溃，中国因此得救。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1949年2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经过审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返回日本，1966年去世。

　　　二

　　与其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口述性质的报告文学，它以民间传统的口口相因述说了一个关于饥饿和饥荒的往事。在《温故一九四二》序言里，刘震云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在我的家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句话也成为电影的开场白。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在一九四二年大饥荒中，他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逃荒路上。《温故1942》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事实上，“人相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这是光绪年间的一份记载。在白修德的报道中，成群的野狗啃食人的尸体。从灾民的口中，这个美国人才知道吃人已经不是问题，吃死人还是吃活人才是问题。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

　　在这场灾难过去20多年后，报道这场大饥荒的白修德获得了迟到的普利策新闻奖。2012年——在这场饥荒过去整整70年之后，冯小刚将这一天灾人祸的历史悲剧搬上银幕。为了这部震撼人性思考的史诗巨制，冯小刚和刘震云整整筹划了将近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屠杀100多万犹太人，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非常震惊。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河南发生了一场旱灾，饿死了300万人，很少有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很少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良心之作。

　　前有《金陵十三钗》的“蝙蝠侠”传奇，如今，投资达2亿的《一九四二》毫不意外地请到了两位奥斯卡影星加盟：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阿德里安·布劳迪和扮演传教士梅甘的蒂姆·罗宾斯。前者因为《钢琴师》一举成名，后者以《肖申克的救赎》风靡中国。布洛迪曾说：“四十年代是一个悲伤的年代，告诉我们自己是那么的脆弱，我们绝不能让这段历史重演。”从《钢琴师》中饥寒交迫的难民到《一九四二》中的历史记录者，从肖申克监狱的囚犯到中国灾难的拯救者，在冥冥之中，这种机缘巧合似乎真的是一种天意。在不可思议的历史中，中国没有上帝，洋人充当了拯救中国人的天使甚至上帝。电影中的张涵予对蒂姆说，如果魔鬼总是赢了上帝，那他为什么还要信上帝呢？蒂姆一时无语。拍完电影后，冯小刚感叹“老天爷的帮助”。

　　20年前，李雪健在主旋律电影《焦裕禄》中饰演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20年后，他又在《一九四二》中饰演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从县委书记到省主席，从40岁因饥饿而死的焦裕禄到60岁淡泊权力的李培基，李雪健都试图展现一个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焦裕禄追着火车劝阻饥民逃荒，李培基面对逃荒的难民向蒋鼎文求免军粮，这一幕何其相似！

　　作为一个成功的娱乐片导演，中年以后的冯小刚令人惊奇地多了一些思考和批判，开始对电影产生了一种严肃的抱负和敬意，人性的追问逐渐出现在他的电影中。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越来越成熟的冯小刚并没有走向圆滑和世俗，而是更加深刻和谦逊，终于在他54岁时，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最代表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没有了葛优的《一九四二》让人们看到冯小刚的华丽转身，他正从一个斗升市民嬗变为一个思想精英。面对他的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冯小刚已经不再关心票房；甚至说，也不是“忆苦思甜”那么简单。从这一刻起，一个中国电影界从前的大腕终于变成了一个中国电影界今天的大师。《一九四二》在罗马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之后，英国《卫报》的影评不吝溢美之词：“导演冯小刚通过《一九四二》展现了他驾驭和呈现一部史诗的能力。他让世界知道了这段黑暗的中国历史。电影情绪十分克制，但又让人深受触动！”

　　《赛特巴莱》、《白鹿原》和《一九四二》是2012年华语电影最大的收获，这三部方言化的史诗巨制将华语电影提升到全新的人性高度。厚积薄发的《一九四二》显示了冯小刚对电影和对历史的诚意。相比高全安的《白鹿原》，《一九四二》的历史场景更加丰富而宏大。前者用时间线叙述了一个传统乡村的村史；后者则多线并进，展现了一场灾难中的众生相。超强团队阵容的《一九四二》也更加严谨和成熟，比如为了展现农业时代的社会风貌，所有演员都接受了强迫减肥。张国立进入剧组一个月就瘦了17斤，整部电影拍了5个月，他一共瘦了24斤。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使他常常连走路说话都感到困难，几乎要倒下。影片中逃荒的大场面动用了2000多名群众演员，艰苦的环境竟然使不少难以忍受的群众演员逃跑了。

　　在整个社会沉迷于低智和娱乐的时代，与其说《一九四二》是一部沉重的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让人不得不回到思想的电影。无论是悲悯还是刻薄，无论是愤怒还是绝望，对暴富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思想无疑是最后的奢侈品。《一九四二》对于冯小刚，就如同《活着》对于张艺谋，但无疑前者的视野和思想更为广阔而成熟，甚至从运作上也更为成功——《一九四二》竟然通过了禁忌重重、布满“纸枷锁”的中国官方审查。相比之下，新锐导演王兵的电影《夹边沟》对饥荒的呈现更加冷峻和真实，却无法通过中国官方可怕的审查机器。

　　当然，为了满足权力意志，这部共党缺席的电影不断穿插日本空军对中国难民的轰炸，特别是最后日本兵对“拴柱”的虐杀，这与《赛登巴莱》对同一时期日军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电影仍然难以摆脱对日本人面具化和妖魔化的窠臼。

　　诚实的说，《一九四二》绝不是一部可以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或薯条看的电影，甚至它也不需要人们的掌声。冯小刚不是冯小宁，《一九四二》也不是《举起手来》，它不会带给人们以酒足饭饱后的意淫与快感。《一九四二》无疑是冯小刚最有具诚意的电影，它没有《集结号》那样的煽情，也没有《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主旋律，镜头语言如此平静和朴素，以至于“没有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尊敬。《一九四二》即使没有完全复那个历史场景，至少也为每一个河南人和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尘封的族谱，告诉你来自哪里。

　　如果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和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是一座纪念1942大饥荒的墓碑，那么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王兵的《夹边沟》就是一座纪念1958年大饥荒的墓碑，这两座墓碑无疑是当代中国人心中最沉重的两块石头。在一个欲望和娱乐时代，历史与真相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文学与电影一起，证明了良心在中国依然存在；这种发自内心的勇敢面对，证明了人类是一种会思想的灵魂动物，而不是一个个“吃货”。

  四

　　在民国史上，刚刚修通的陇海铁路成为一条悲惨的逃荒线，或者说是河南人的救命线。作为工业革命象征的火车来到中国不久，就颠覆了满清帝国和传统皇权。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火车为大饥荒中的饥民打开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逃生通道，这是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饥荒所没有的。在一场场人祸天灾中，经历过十八年年馑的关中成为河南人的诺亚方舟，无数难民身无一物，背井离乡，沿着陇海线，或扒火车，或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步行，一路乞讨，西出潼关逃往关中和西北高原。这些数不胜数的河南灾民流落关中，沿着陇海线，在关中安顿下来，这后来成为关中“河南担”的出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沿着陇海线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有许多河南流民落脚，河南话成为陇海线的第一语言。如今西安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当年河南流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约一半铜川人都说着河南话，关中因此几乎被河南化，成为第二个河南。

　　对河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来说，民国三十一年并不是最大的移民潮，更不是唯一的。此前四年，黄河“花园口事件”对河南人所造成灾难更为可怕。如果说前者更像一场天灾，那么后者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中日徐州会战后，徐州沦陷，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沿陇海线直扑与京汉线的交汇点郑州。面对势不可挡的日军进攻，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以黄河水“水淹七军”。黄河在这一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河，一旦溃决，必将一泻千里，整个中原必将灭顶。蒋担心军人抗拒执行，多次警告不要有“妇人之仁”。6月9日，花园口被中国军队炸开，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肆虐的洪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因为军方只提前一天通知，根本来不及撤离的河南民众瞬间就被黄河席卷而去。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等23个村庄转眼无存。洪水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黄河泛滥的9年期间，洪水、瘟疫、匪患、蝗灾、严寒、饥荒，轮番侵袭，曾经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千里中原变成了人间地狱。

　　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整个中原沦为汪洋中的黄泛区，到处都是一幅悲惨的饿殍图。马上就要收割的麦子付之东流颗粒无收。人们极尽可能地节省存粮，三顿变两顿，两顿变一顿，馍改成粥，粥改成稀汤，粮食吃完了，开始吃谷糠麸皮和野菜，然后是猫、狗、蛇、鼠、青蛙。最后连树皮都吃光了，只有吃人和死亡了。因洪水淹死饿死的人和国民政府抓壮丁造成的平民死亡，远远超过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

　　在大人物和政客看来，当国家遭遇战争时，“舍卒保車”常常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战略选择，因为政府是“車”，而民众只是无足轻重的“卒”。花园口决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死于这场灾难的河南平民将近90万人，这是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3倍。相比之下，蒋介石的这场神机妙算导致日军损失7000多人。西进受阻后，日军由沿平汉线和淮河两路合围改为沿长江推进，4个月后，攻陷武汉。武汉沦陷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已亡，将30多万居住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

　　早在做出决堤放水之前，中国军方就拟订了宣传策略，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为了栽赃给日本人，商震命令在花园口决堤的同时，将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以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国民党中宣部配合拍摄了大量照片和影片，用来对外宣传。决堤之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军政部长陈诚在武汉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揭露”了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飞机无视国际准则，公然地野蛮轰炸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堤坝垮塌的人间惨剧。中央社“统一口径”，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反人类暴行。中共《新华日报》也义愤填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

　　在中国官方的鼓惑之下，全世界为之哗然，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的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屠戮平民的暴行；日本方面虽然矢口否认，但也有口难言。中国军方一箭双雕，一方面以此阻滞日军凌厉攻势，另一方面用嫁祸于敌的宣传策略，激发河南民众的仇日情绪，使中国人同仇敌忾。

　　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后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这种救助杯水车薪，平均每个难民不到一块钱，只够买两个馒头。再加上洪水导致道路损毁，田园淹没，灾民既无法被救，也无法自救，因此大多数灾民都无法逃脱饥馑饿殍的悲惨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侵略者的日军也参与了救助灾民的人道工作，这是很多中国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花园口决堤后，日军用运输机对受困的第16师团展开救助。针对中方的栽赃，日军针锋相对地展开宣传战，在广播和报纸上公开“真相”，声称有数十万“支那良民”葬于水灾，日军积极救援，蒋介石是人类的敌人等等。

　　古人云：“善欲人见，是为小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和“黄泛区”也成了蒋介石一生的敏感词。虽然国民政府矢口否认决堤是中国军队所为，坚称系日军轰炸所致，但毕竟做贼心虚，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花园口事件从此就成为一种中国禁忌。直到蒋经国时代，花园口事件在台湾仍然禁止公开谈论。美国前外交官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也，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从1938年的大饥荒到1942年的大饥荒，河南民众有一万个理由诅咒“蒋该死”。1975年清明节，蒋介石在台湾去世。4个月后，河南板桥水库崩溃，当年的黄泛区再次成为一片汪洋，数十万无辜民众葬身“水墓”。如果蒋介石在天有灵，不知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技术灾难”的“75.8”浩劫作何感想……

　　半个世纪后，河南作家李准用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记录了一代河南人在花园口灾难中的遭遇。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张国立饰演的河南难民“老东家”有一句台词：“下辈子千万别托生在这儿！”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灾难曾经留给河南人数不清的坟墓的话，那么如今，这些劫后余生的河南人连他们的祖坟也被彻底铲除，河南人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间正在失去最后的联系。在一个完美的权力时代，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民群体正如孤魂野鬼般四处游荡……

五

春秋时代，老子是楚国苦县人；2500多年后，这个叫做苦县的地方已成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带，名为鹿邑。这位中国智者曾经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句话道出了饥荒的根本原因。统治者常常将饥荒这种“人祸”归罪于天（灾），称为“自然灾难”。孟子指出，这种“天灾”的说法就如同用刀子杀人，然后声称不是他杀人，而是刀子杀的人。（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房龙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这句话几乎是对中国历史的最简练概括。中国逃出饥荒的历史其实并不遥远，但人们的记忆远比饥荒要消逝得更快。2012年11月17日，在贵州毕节街头的一个垃圾箱里，5个流浪儿童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据说，一碗2元的面条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从世界范围来说，如今的工业化已经彻底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但却并没有解决饥饿和饥荒问题，由此可见饥荒并不完全是天灾。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并没有直接联系，避免饥荒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民主制度，因为没有公民权比没有粮食更容易制造饥荒。

因为一场饥荒，来自美国的白修德被载入中国史册。这场饥荒似乎并没有改变中国，也没有改变蒋介石，但无疑改变了白修德，至少改变了他对中国和蒋介石的认识：蒋介石“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揭示了河南大饥荒的另一种真相：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作为这场灾难的亲历者，白瑞德最感到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军队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落井下石地征收繁重的谷物税。日军占领汤恩伯部的军需仓库后，发现里面囤积的面粉就有100多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而汤恩伯却不愿拿出哪怕一袋用来赈济灾民。在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时，白修德指责他们不顾灾民死活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在《一九四二》中，蒋鼎文对李培基说：“农民饿死了，土地还在；军人饿死了，国就亡了。”农民重要还是军人重要，其实是说人重要还是国家重要。这句话让人想起朝鲜电影《北逃》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吃饱饭难道比祖国重要吗？”

应当承认，“一九四二”大饥荒并不是最悲惨的。20年之后，一场疯狂的“大跃进”和“放卫星”将“人民公社”的河南和中国重新带回到“一九四二”。20年后的河南酷吏们更加“爱国”，以“清仓运动”劫掠的“爱国粮”填满了国家的仓库、车皮和远洋轮船。最大的不同是，当年的国民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都开设免费的火车来转送难民逃荒；这一次，由军人押运的火车只运走农民的粮食，而不是帮饥民逃荒；在“军事化”的人民公社管制下，饥民连逃荒要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王泓在《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一文中写道：

大跃进时，河南村民饿得吃野菜树叶，被批给社会主义抹黑。村民饿得啃树皮，被批为扒社会主义的皮。这两种人都要批斗，批斗会称为光荡会，批斗者围成一圈，把吃树叶啃树皮的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有的倒下了，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人问村民为什么不出去逃荒，答曰逃荒就会被民兵开枪打死。

“浮夸风”夺走“社员”的最后一粒口粮后，禁止逃荒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仅以官方公布的数字，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200多万，其中信阳地区死亡100万。很多饥馑的人因为藏粮、偷吃和逃荒而被酷吏们残忍杀害。如果说当年还有张高峰白修德《大公报》公开真相的话，那么20年后，无远弗届的新暴力体制将一切良知的声音都彻底消灭了。河南地方为了掩盖灾情，省内全境封锁，仅信阳邮电局扣押的上告信就达12000多封。直到1961年北京以3万名武装军人接管信阳，才开仓赈粮，许多幸存者在爬到粮仓的最后一刻咽气倒毙，其状惨不可言。

从民国的保甲制度到新中国的人民公社，民众都不过是权力和暴力的奴役对象罢了。在上个世纪中叶的20年间，河南连续遭遇3场灭绝性的大饥荒：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1942年的四害到1958年的大跃进。这3次权力和暴力制造的浩劫，彻底改变了现代河南的文化格局和社会秩序。饥荒摧毁了一切秩序，被饥饿驱使的人们失去最后的尊严和理智，整个河南仿佛一个“野兽般的世界”。抢劫、杀人、出卖、吃人，一切罪恶都被视为正常。曾经温情脉脉的中国乡村，那些维系人心的传统、道德、礼仪、亲情和怜悯都已荡然无存。灾难不仅消灭人的肉体，更消灭人的伦理与尊严。人不仅沦落为动物，人甚至沦落为食物，人吃人成为幸存者的“美德”。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河南人，也伤害更多幸存者的良知与尊严。灾难是对文明的逆淘汰过程，人们或苟且偷生，或奸诈暴虐，不择手段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白修德这样写道。

多难未必兴邦。灾难使好人不得好活，使坏人不得好死。“一九四二”不仅是一场饥荒，而是讲述了中国的末日镜像：兵荒马乱、贪官污吏、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经济崩溃、国家解体……这种灾难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每个人都是灾难的制造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人性的弱点和罪恶被放大到极致。在河南现代史上，频繁的灾难和死亡使人们变得无耻、麻木和冷酷，最后一切都成为一串冰冷的数字，被遗忘在历史深处。在很长时间，河南人几乎成为“流民”的代名词。维系传统伦理的乡村精英近乎灭绝，劫后余生的落魄流民粗鄙无耻，流氓文化沉滓泛起。一方面，流落四方的河南人备受歧视；另一方面，麻木不仁、言而无信、欺软怕硬、贪嘴好吃成为苦难留给当代河南人的最耻辱伤疤。事实上，这种伤害不仅仅是河南人的，而是全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在权力和暴力肆虐的时代，一个以盛产粮食驰名的平原频频遭遇饥荒，一个以中华文化发源地自居的中原陷入文化荒漠，这是怎样的一种残酷和讽刺啊！行走在今天的河南，已经见不到饥荒的任何痕迹，甚至没有一座关于饥荒的纪念馆或纪念碑，不是人们不愿想起，而是真相仍是一种禁忌。2004年，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本村在1958年大饥荒中饿亡的74位村人修建了两座小型纪念碑，这或许算是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8年之后，不知这块石碑如今是否还在？

2012年11月24日，张山在黄河滩上种的20万斤红薯在一个小时内就被郑州市民挖光，甚至连红薯秧都没给剩下。从郑州赶来的车流绵延3公里，十几亩萝卜也被席卷而光。张山的免费义举几乎引发了一场灾难……与此同时，河南省委书记亲自吃饭也成为了新闻：在戒备森严的政府大楼里，一个荤菜3块5、一个素菜1块、一个馒头2毛5，省委书记的一顿饭总共花了4块7毛5。从1942到2012，70年时间，改变的是肚子，没有改变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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