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笔下的1942！

　　三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如果说战争常常导致“亡国”，那么饥荒无疑是“亡天下”；在统治者眼里，只有亡国之忧，而无亡天下之虑。对蒋介石来说，最悲痛的莫过亡国；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亡天下，至于国，亡不亡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李约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接连不断的天灾：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进入民国时代后，灾难进一步加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的流民泛滥，才使蹒跚学步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数年间崩溃失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失，中国其实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白修德看到，“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流民遍地的中国，整个社会已经彻底瓦解，一切都只能推到重建。从社会动员到暴力机器，一元化的共产党明显比多元化的民国政府更有效率。官僚腐败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乱世中国的控制，崩溃无可避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当年的笔记中写道：“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现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战争与爱情》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啊。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载：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万人丧生。同年2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923年，12个省遭受水灾和旱灾。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

　　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陕西全省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有2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河南发生大饥荒的同时，广东的饥荒也完全失控，300万人因为冻饿而亡。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蒋介石只能哀叹自己的回天无力，去祈求中国的老天爷和西方的上帝。

　　1946到1947年，南方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1948年发生在前满洲国首都长春的战争，最终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无异于一场南京大屠杀。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因为守城的国军拒绝投降，围城的共军禁止城内难民出逃。从围城的第3个月开始，弹尽粮绝的长春城内就开始公开卖人肉。长达5个月的围城，数十万无辜平民被活活饿死，甚至被吃掉。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一书称长春围城饿死了15万人；国军将领段克文则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达到65万。国军司令郑洞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