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鲁迅与周作人 认识中国知识分子

     [导读]鲁迅与周作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十分有趣的存在。兄弟二人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被后人称为“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虽为异母同胞，确是骨肉至亲，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的圣人”，周作人被毛泽东看成“中华民族的败类”。日本入侵中国，周作人落水，成为千夫所指的存在。二者反差巨大，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与挑战性。

读书人内心的软骨——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

对周氏兄弟的研究兴趣始于就职鲁迅博物馆后。偶读周作人的书作，一种内心掩埋已久的情欲和诸多感觉，被其文字召唤出来，感觉自身有着周作人所说那种“鬼气”，即“流氓鬼”和“绅士鬼”，抑或称是“流氓气”和“绅士气”。猛然发现，我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或者说关键选择时，很难做到像鲁迅那样——面对苦海跳下去，而极有可能选择像周作人那样明哲保身，安稳地躺在象牙塔里面，吟风弄月，这就是读书人内心的软骨——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仅在自己的天地中，自娱自乐，寻找精神上的安宁之地。而这种“软骨”中国士大夫阶层都有，也存在于我个人身上。所以，我在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拷问：面临那样的时刻，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能否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

而鲁迅先生，坚守了知识分子的底线，坚守个性主义与文化，一种普世的、悲悯的人间情怀。周作人身上并非没有这样的情怀，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对域外文明的认识并不逊于鲁迅，甚至比鲁迅还要透彻。他读书极多，对中国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五四时期，鲁迅的名气并不大，他发表文章都是用的笔名，一生将近用了200个笔名。周作人却发过很多文章，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最早撰文介绍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且对古希腊文化、日本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切地认知。所以毛泽东去拜访了周作人，却不知道鲁迅的存在。1919年周作人日本访问归来，撰写了一篇关于日本新村的文章，影响很大。而毛泽东对鲁迅的认知则是在阅读《鲁迅全集》后，深感其文字的深切彻骨，极具东方人的创造性。1942年，毛泽东在文章中系统阐释了对鲁迅的看法。但实际上，周作人高名气的背后有鲁迅很大的功劳，因为周作人早期发表的文章，鲁迅都认真地为其修改过。

鲁迅眼中的中国：一个奴隶之邦

由于幼年家道中落，父亲早逝，周作人是在兄长鲁迅的庇佑下生活的。他不善交际，不谙外事，专心于书籍。而鲁迅迫于生活，适应社会，与人交际。日本的七年生活，让他领会到蕴藏于社会深层的东西，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好。而周作人对日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好印象。总体来讲，他喜欢日本，喜欢这个很东方，很宁静，很纯情的岛国。所以回国后，周作人撰有大量怀念日本的文章，歌颂礼赞日本文明。 而鲁迅除了《藤野先生》之外，未曾写过一篇谈日本的文章。我在博物馆工作时曾和日本的东北大学做过一个联合项目，对鲁迅的医学笔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鲁迅对日本教育很失望，认为日本的学习方法非常机械，磨光了人的性灵。加之，日本打败俄国，又打败中国，国民意识膨胀。当时的鲁迅就感觉到日本社会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他并不能够领会这些深切问题的缘由是什么，但是他对日本主奴关系非常警惕，周作人虽体会到了，但是却不及鲁迅深刻。

鲁迅留学日本之时，日本正处于现代主义思想泛滥的时期。此时，他接触了尼采，接触了克尔凯戈尔的哲学，也接触了康德等的一些学说。他特别喜欢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等人的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生命意志的哲学。可以说德国近代哲学里面那种非理性的东西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他喜欢它，他觉得在这里能够找到一种进入现代，而又同时警惕现代对人的压抑使人沦入主奴关系的途径。他觉得尼采的精神，超人的精神，这种敢和世俗社会对立并且向公众宣战来保持自己个性的这种秉性的存在，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参照。所以当时鲁迅沉浸于对尼采精神的礼赞里。

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奴隶之邦，那个时候还是满清统治着中国，汉人的想象完全被囚禁在皇权意识里，加上孔教思想的泛滥，国民完全没有想象力，没有自由度，他们就是在一种主奴关系的网里苟活。所以冲破这种关系网，是要靠尼采的精神和克尔凯戈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当然存在主义哲学是后人给它命名的。克尔凯戈尔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这些在鲁迅看来是中国读书人需要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应当利用它，通过对它的吸收来重新瞭望我们的文明，来建设一个新的文化。

不同的是，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被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特别是学理的东西所俘虏。他不像鲁迅那样被一种诗化哲学所裹挟。他是通过对古希腊文化，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等等学说的吸收和摄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自身的审美观。所以他在日本就已形成了这种书斋型的特点，他安于宁静的思考，神游于古往今来的智者的那个世界里。

做人就要鲁迅

井哥哥 发表于 2013-3-12 22:22
做人就要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