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泪的《巨流河》

       作文网：20世纪，是埋藏着巨大悲伤的世纪。在战火中出生、在伤痛里成长的齐邦媛，心灵上刻满弹痕。暮年之际，她在台南哑口海边，奋笔疾书。殉国者的鲜血和流亡者的眼泪，汇入河流，朔源而上。

       在动笔书写自传《巨流河》之前，齐邦媛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辽河（清代称为“巨流河”）的呜咽如此独特，如此惆怅。“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她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

       齐邦媛：血与泪的《巨流河》

       无父的世界

       1924年元宵，辽宁的气温已达零下30度。铁岭齐家诞生了一个女婴。女婴先天不足，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竟高烧不退，气若游丝。一个亲戚对坐在炕上抱着女婴不放的齐家少奶奶说：“这个丫头已经死了，你还抱着她干什么？”妇人不依，一直哭。老太太叹了口气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丫头的命！”老太太的坚定和少奶奶的执着使得“死”孩子活了过来，并且一生充满生命力。

        妇人对医生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给她取名字，您就给她取个名吧。”医生为女婴取名“邦媛”。齐邦媛长大后才知道，这两个字出自《诗经·君子偕老》中的一句：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齐邦媛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她只在两岁时的风雪夜中见过父亲齐世英一面。凌晨又随家人重上逃亡之路。原来，齐世英留德归来后思想激进，不顾其父齐鹏大追随张作霖二十多年的情分，执意参加了郭松龄反张的“革命行动”。于是，张作霖的军队便要搜捕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

       当时，齐邦媛的祖父正驻守河北保定，并不知情。齐家老太太只得带着媳妇和孙子孙女躲到邻村的亲戚家。张作霖倒也爽快，说：“父一辈，子一辈，齐鹏大对我没有二心。他儿子混蛋，留洋念书念糊涂了，该杀，但是不要杀他爸爸。” 那时每天晚上，齐邦媛都要哭喊“我要回家！”祖母只得依她。就这样齐家回到了铁岭。后来齐世英辗转逃亡，留得一命，而齐家老小也万幸躲过一劫。

       在“无父的世界”里，母亲几乎成了齐邦媛唯一的依恋。无疑，她是不快乐的。直到有一天，齐邦媛的姥爷差人把他们母子三人送到南京，齐邦媛才告别了“无父的世界”。

       那是一个秋天，两个长工套上马车，将他们送到五里外的火车站。那天，齐邦媛穿着一件红底闪蓝棉袍，兴奋极了。马车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可见一排排秃山。乱石嶙峋，寸草不生。齐邦媛问：“妈，这是什么山？”母亲回答：“鬼哭狼嚎山。”齐邦媛至今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她一个妇人家，带着两个稚儿，去陌生的地方投奔一个离家多年的丈夫，说是“鬼哭狼嚎”如何不贴切。

       火车没日没夜地开，下关站终于到了。梦里的父亲就站在月台上.

       我今天姓什么？

       到了南京不久，齐邦媛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她从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现在夜里醒来，听见隔壁父亲正在轻声细语地和母亲是说话，便能安然再睡。

       在她的印象中，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一位温和的君子。这与他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年少时，齐世英住过父亲齐鹏大的军营，在那些北方的乡村，隐隐感到的是国民的闭塞与无知。在天津新学书院接受了最初的英式教育后，齐世英先后赴日本和德国留学，成长为一个深思耽读、一心救国救民的青年。回国后，便有了加入郭松龄对抗张作霖的行径。郭死后，齐世英反思失败原因，决心加入国民党，而不再投奔任何军阀。

       1932年，日本人占领了黑龙江。齐邦媛所感受到的安稳随即被打破。齐世英知道，回东北工作是不可能了，只得守在南京。蒋介石对他说，将来会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到时由他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于是，齐世英争取到了先去华北工作的机会。

        那时，齐老太太已经带着齐邦媛的两个姑姑从东北到了北平。齐世英便托人将妻子和儿女以照顾老母的名义，从南京送往北平。然后他自己也前往北平与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进行联络。因为当时北平时常有日本奸细出没，齐世英携妻女搬到了天津的法租界，将大儿子齐振一留在北平陪老太太。

       齐世英在天津的住处，经常有来自老家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前去拜访。有一天，有一位姓盖的伯母和齐邦媛的母亲在屋子里哭了起来。齐邦媛就带着盖家的连个小男孩去院子里玩。他们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齐邦媛后来才知道，盖家小兄弟的父亲盖文华是在长春血战后，与其他八位志士一并被捕殉国。日本人将砍下来的头颅挂在了城楼上。

       租界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所以齐家经常要改名换姓。齐邦媛记得最常用的姓氏是“王”。那时她在天津老西开小学读三年级。父母担心她安全问题，每天都雇了黄包车接送。放学了，齐邦媛每每坐上黄包车，就会有调皮的同学跟在后面喊“王八圆！王八圆！”齐邦媛觉得委屈，回家便哭。

       过了一阵子，齐家又改性“徐”。“王邦媛”便要转学变成“徐邦媛”。之后，还做过“张邦媛”。以至于后来一阵子，她每天上学前都要问母亲：“妈，我今天姓什么？”

       只希望你能活下来

       从天津回到南京的那段日子，是齐邦媛记忆中最安稳幸福的时光。父亲在傅后港街租了一间屋，屋子对面的空地上，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初夏时分，树上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花。这香香的槐花代表着家的幸福感，后来成为齐邦媛一辈子的最爱。在那间屋子，母亲诞下了妹妹“宁媛”。

       齐邦媛在南京就读的鼓楼小学充满了新气象，连她这样的小学生都要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等等。可惜徐邦媛突然得了肺炎。医生说：“她这种肺，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尚在北平的祖母闻讯后写信过来说：“把丫头送到北平来吧。”于是，父亲将她带去北平的德国医院就诊。随后又送往离城二十里的西山疗养院治疗，一住就是一年。

       肺炎属于重症，经常有病人死去。每每如此，医院就会在那间病房里撒石灰。一个孩子第一次认识死亡，竟如此苦痛。祖母每周六会过来看望孙女。每回要离去，齐邦媛就会在床上喊“奶奶，我跟你回家！”祖母也哭了，眼泪在皱纹里横着流，就像当年在铁岭时一样。

       多年后的一天，齐邦媛对父亲说：“你们好残忍，把我一个人送到那荒山上。”父亲说：“我那时每月花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疗养院，只希望你能活下来。”

       母亲的苦难

       齐邦媛病愈回到南京，不久举家搬迁到宁海路，她也随之转学到山西路小学。伴随着二妹“静媛”的诞生，齐邦媛竟也无忧无愁地毕业了。

       齐世英在南京的工作之一是照顾从东北过来的学生，而招待他们吃饭就成了齐太太最大的快乐。她不但请了一名山东厨师做面食，还带着李妈不停地在后院里腌酸菜，然后用托人从北平买回来的铜火锅煮五花肉吃。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慰藉了多少游子的思乡之心。甚至有人还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后来，这些人中的不少人一辈子都没能再回去家乡。

       齐邦媛发现，母亲在哄二妹睡觉的时候在唱《苏武牧羊》。印象中，她以前好像也是只会翻来覆去唱这首歌：“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二十年后，在台中，在外孙的摇篮边，老太太唱的还是这首歌。齐邦媛清楚，母亲心里的苏武仍在北海牧羊，而直到去世，她都没能回去故乡。

        南京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很快就消失了。日本人打过来了。

        1937年8月盛夏，南京像个火炉一样灼烧。齐邦媛的母亲在医院诞下小妹星媛。这时日机已经开始轰炸南京了。9月，南京半成空城。10月，宁海路只剩下齐邦媛他们一家了。10月中旬，齐家家眷随同中山中学的学生一起撤离南京。

       撤离南京的那天，齐邦媛至今记得。当时大哥和他的同学们用棉被裹着因分娩得了血崩之症的母亲，将她抬上了火车。然后，再将齐家三姊妹一一从车窗上递进去。齐邦媛的裤腰上栓了一个小布包，里头是一点现金、两枚金戒指还有汉口的联络地址。而火车上中山中学的高中部男生都背着枪。那是齐世英向第67军军长吴克仁要来的一百支步枪。

       到芜湖换船时，天已漆黑。船到汉口，母亲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一起被抬到医院的还有得了急性肠炎的二妹静媛。静媛离世的时候，才十八个月。那天，十三岁的齐邦媛独自站在病房外哭喊：“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也许是听到了女儿的哭喊，母亲竟奇迹般地逃过了鬼门关。

       齐家在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最后由湘黔公路经桂林、怀远，千里跋涉到了重庆，方知留在北平的祖母已经过世一年了。历史记住的也许只是大将雄兵的功勋，殊不知功勋的背后还有着几代母亲别夫离子、离乡背井的苦难。

      来自天空的“爱情”

        战火里的青春充满更多的无奈和挣扎，流离中的情感更是脆弱中包含伟大。齐邦媛的第一个“爱人”名叫张大非，是其兄齐振一在中山中学的一个同学。

       张大非初到齐家，和其他东北学生无异，只是很少说话，也从不参与游戏，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寒冷的晚上，齐邦媛看见这个十八岁的男子忍住嚎啕，在齐家的火炉前，叙说家破人亡的故事。

       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的警察局局长，因为接济并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志士而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上油漆烧死了。之后，张大非随中山中学南迁，与母亲失去联络。于是，他将父母给起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作了“张大非”。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张大非都会来齐家。偶尔会到齐邦媛常坐的椅子旁看她新买的书，有时也会给其伯母和邦媛看他自己的难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

       有一天，齐振一和张大非等几个同学相约去爬牛首山。齐邦媛也跟了去。傍晚下山的时候，齐邦媛掉队了。她在半山抱着一块岩石，进退两难，终于忍不住哭了。是张大非回到山上，将齐邦媛牵下山。隘口的风大，他用棉大衣裹住了她三十多公斤的身躯。

      二妹静媛去世的那天，张大非曾在她的床前跪下祈祷。走出病房后，他对齐邦媛说：“我已报名军校，改名叫‘大飞’。你告诉你大哥，我会写信给你们的。”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她手里说：“好好保存，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后来，张大飞在信中告诉齐邦媛，那天他几乎是跑到码头的，一路上落泪不止。小包里是一本和他自己那本一摸一样的《圣经》，扉页上写着：“邦媛妹妹……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

       1942年，张大飞加入了“飞虎队”。此后，齐邦媛与张大飞之间每周一封信。他讲述在云端生死搏斗的故事，她则在地面上高歌“中国不会亡”。除了忧国忧民的文章，齐邦媛有时也会在信里摘抄一些女中学生迷恋的《简爱》之类“多情得要命”的词句，张大飞竟也颇感兴趣与她讨论。当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中美联合的空军却捷报频传。张大飞成了别人眼里的英雄，也为他自己在杀戮和救赎之间求取到一些心灵的平安。

       4月的一个黄昏，齐邦媛和同学们正在准备毕业联考。一个初中的学妹跑上来说，有一个穿着军雨衣的男人在操场上等她。原来，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张大飞七点半前要赶回机场，战友的车还在外面等着，他想趁机见齐邦媛一面。分手的时候，齐邦媛送他出去，走到一半，大雨降下。张大飞拉着她跑到屋檐下躲雨，把她罩在大雨衣中。隔着军装，她听到他心跳如鼓声。片刻，张大飞松手叫她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他再一次跑步离开，不知竟成此生永别。

       高中毕业后，齐邦媛转到川西乐山上大学。她告别家人，辗转踏进女生宿舍报到时，门房拿着一封浅蓝色的航空信笑着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了。”张大飞自云南蒙自写道：“你做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一周后，他又写道：“”我无法飞到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有一次受伤伤愈后，张大飞却不再写关于感情的话了。他那血淋淋的、与死亡擦肩的现实，是她所触摸不到的。再后来，她竟然许久都没有再收到他的信了。

      齐邦媛后来才从哥哥齐振一的信中知道，张大飞已于5月18日豫南会战中为掩护友机而殉国于河南信阳的上空。之前，他留下一封信给齐振一，一个包裹给齐邦媛。信中感谢齐伯母给了他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他们能原谅他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7月，齐邦媛回到重庆，看到桌上那个绿色的邮包，种种情绪袭来，——那是1938年到1944年中她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而她家里，还有更多这七年来他写给她的信。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一整个夏天，齐邦媛都没有力量再读。如惠特曼所写，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而船长却在甲板上永远地躺下了。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齐邦媛毕生难忘的。大喇叭里传送着胜利的消息，人们在街头拥抱欢呼。黄昏后，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街道。齐邦媛和哥哥一起拿着火把，朝沙坪坝的大街上跑去，边跑边喊“中华民国万岁！”。

       走到南开中学门口，当年和张大飞躲雨的大楼灯火通明。一瞬间齐邦媛的心情无以言表。她从拥挤的人群中退出，哭着跑回家。看到满脸惊讶的母亲，她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于是，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齐邦媛度过了期盼了八年的胜利之夜。

       这一年年末，齐邦媛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这是她思考了很久才决定的，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张大飞，纪念所有报了国恨家仇的人们。

      “六一惨案”的悼文

       1946年起，国共内战全面展开，“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5月，京沪苏杭六千多名学生游行示威被镇压，随后武大一千七百多名学生应声再起。军警慌了，欲前往武汉大学抓捕煽动学潮的中共地下党员师生。武大外文系的缪朗山与中文系的朱君允、哲学系的金克木、历史系的梁园东还有工学院的刘颖五人被认定为需要逮捕的“嫌犯教授”。之后，血腥的“六一惨案”便发生了。

       那日清晨六点，男生宿舍靠校门的那一幢，有男生起床洗脸，发现门口停了几辆军车，士兵正把缪朗山教授押上车。缪大声求救，一些学生冲出去阻拦，拉扯之间，枪声徒响，立刻有三人倒地身亡，伤者数人。

      学生越聚越多，终于拉回缪教授，军车亦受命撤离。死者被抬到大礼堂，全是头部中弹。随后，全校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痛哭哀悼，齐邦媛也在其中。这时一名同学跳到台上，大声说：“学校会处理后事，但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于是，有人提了几个名字，写在黑板上。女生被提名的大约有三四个。就这样，在千百个人头中，齐邦媛看到自己的姓名被写在了黑板上。

        散会后，所有人排队由死者身前走过致敬。齐邦媛记得其中一位伤口很大，血还没有凝注，双眼也未合上。学生代表们楼下来开会，有人提议由齐邦媛撰写悼文。

       于是，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的齐邦媛在几近废寝忘食的两天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仇恨，能允许求职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

       这篇短短的悼文显示了一种至诚的尊严，也预言了齐邦媛一生的态度。

       事后，齐邦媛的导师吴宓教授，以外文系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缪朗山的安全并亲自护送他到机场乘飞机赴港。政府则下令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执行捕人开枪者严办。

       大学毕业的那天，同寝室的几个同学把酒小聚。齐邦媛一连干了六杯高粱酒，被架着走回宿舍。6月上旬，她由汉口搭船前往上海。

      “还乡梦”破灭了

       由武汉开往上海的轮船上，用粗麻绳连环绑着近百名青年男子，据说是去支援“剿共战争”的新兵。船行半日一夜，舱门外绑着的士兵看见齐邦媛他们喝水，眼里写满了“渴”。齐邦媛便偷偷给他们一些，不料被军官瞧见了却说这是在破坏军纪。

       晚上，齐邦媛在睡梦中隐约听见外头有人喊“有人跳水了！”。军官开始拿手电筒往江面上照，依旧绑着的士兵有人开始哭泣。军官呵斥道：“再有人就开枪！”于是，哭声戛然而止，黑暗中一片死寂。

       带着这样悲伤的画面记忆，齐邦媛到了上海。当时，由齐世英等人创办的《时与潮》杂志已经复刊。该杂志创办于，以向国民介绍国际现况为宗旨。鼎盛时期，杂志还在重庆沙坪坝开了一家“时与潮书店”。齐邦媛读过的很多西方名著就来源于此。

       当时，《时与潮》的编辑部已经搬到了曾经的上海市长官邸，同事们给齐世英留了三间空屋。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后，父亲安排她去北平与刚从重庆回那里的母亲和妹妹团聚。

       回到北平一年后，“还乡梦”彻底破灭。长春老家的亲友们，为了逃避国共战争带来的伤害，陆续投奔位于大羊宜宾胡同的齐家。齐邦媛记得，当时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每顿饭开两桌，有时还得开第二轮。那时父亲每月寄来的钱已经跟不上物价高涨，齐邦媛的母亲只得每天上茄子炖土豆之类的大锅菜。再后来她陪嫁的首饰和积攒下来的数千元银洋，只够买一匹阴丹士林布了。一晚又一晚，齐邦媛听见母亲在床上叹气。

       有一天，母亲很严肃地对齐邦媛说，你去南京或上海找事做吧。你去离你爸近的地方，也让我心里少一份牵挂。

       于是，齐邦媛又回到上海。转眼入秋，工作却还没落实。一天，地质学家马廷英来沪为台湾大学寻觅理学教授，说外文系也在招助教。马廷英对齐邦媛说：“外文系两个日本教授正等着遣送回国，你就去吧！”

       父亲是不赞成的。台湾刚发生“二二八动乱”，一个单身女子只身东渡过于冒险。但齐邦媛认为，去台湾至少可以摆脱京沪两难的困境。父亲终于同意她先去看看。

       1947年9月下旬，齐邦媛随马廷英赴台。齐世英给女儿买的是往返票。然而，返回的那张票却没能用上。甚至于在历史的洪流中，后来齐世英自己也从巨流河被冲到了垭口海。

      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没有椰影婆娑的海滩，没有吃不完的香蕉和凤梨。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当真正的台湾铺陈于齐邦媛的眼前，竟然是灰色的。

       那时的台北是一座灰扑扑的小城，偶尔有一些二层高的水泥房子夹在一排排日式木屋中。日本人走后，留给台湾的是恭敬里透着的狡黠。当时齐邦媛借住在马廷英家中，吃的竟然是日式料理。

      去台大当了助教后，齐邦媛的生活逐渐安稳了下来。此时向她袭来的是浓得化不开的孤独。这样的孤独是属于一个女性的，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正如20世纪70年代罗大佑所写的《亚细亚的孤儿》一歌中所唱：“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所幸的是，作为一个单身女性，齐邦媛遇见了罗裕昌。

       罗裕昌武大电机系毕业，是齐邦媛的校友。两人相识没几天，罗裕昌便写了一封长信给齐邦媛，说是很佩服居里夫人的坚毅，人就应当有理想并付诸实践。这种人生态度对当年仍是“愁苦文青”的齐邦媛来说是无比新鲜、值得钦佩的。吃够了“多愁善感”的苦，内心其实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保护。

       齐邦媛将恋爱一事写信告知父母。父亲嘱咐他收下台大聘约，暂时不要回沪，母亲则叮嘱道不能一个人在台湾结婚。暑假，齐邦媛与罗裕昌回上海结婚。十天后乘船返台，用她自己的话来讲，便是“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接下来的几十年，齐邦媛生子、工作、讲学，将其后半生的重心稳稳扎在了文学之上。

      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上世纪70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供职的齐邦媛主持了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工作。之前，在全岛戒严的大环境下，台湾的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不是歌颂孙中山的大作，就是赞美蒋介石的文章，其他入选的文章也着眼于政治需要。是齐邦媛依靠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从而使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延续。在以文学为标准为教科书“去政治化”的时候，齐邦媛宣称要“为民族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的政治的态度”而编书。

      同时，凭借学院派扎实的翻译功力，齐邦媛还将台湾文学用优美的英文译介到国外，使得台湾文学在世界文学丛林中得以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还因此将齐邦媛赞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海外版就是由齐邦媛和殷张兰熙一同翻译的。同时，作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里的客座教授，齐邦媛还将“台湾文学”带去了西方的讲堂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 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等也是由她主编的学术要著。

      然而，每每午夜梦回，巨流河的呜咽还是会在她枕畔回响。“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齐邦媛曾于1990年出过一本评论集叫《千年之泪》），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归来，还乡者已老

      1987年11月，大陆向台胞开放省亲。随之铺天盖地的“探亲文学”的鹊起，令齐邦媛思念起海峡的另一边却又因此惴惴不安。她这样写道：“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国山川和年轻的亲友，即使父母也应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时所见多是美梦的骨骸。还乡者已老，仍是断肠，所以我更迟迟不敢回去，不仅我无亲可探，也因怕幻灭毁了珍藏的记忆，更是近乡情怯。”

      1993年5月，齐邦媛在武汉大学校友通讯《珞珈》上的读到了校友鲁巧珍肺癌已至末期的消息，“如遭电击”，立刻决定去上海见她最后一面。毕竟鲁巧珍是两岸通邮后，第一个从大陆寄信给齐邦媛的旧友。

      在人潮涌动的上海机场，齐邦媛没能找到来接机的武大校友，结果差点上了一辆“黑车”。后来她回到大厅找警察招来一辆正规出租车，才得以抵达希尔顿饭店。放下行李后，齐邦媛跟着在大厅等她的许学长赶去了邮政医院。

      鲁巧珍从枕头下拿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来念。齐邦媛俯身在她的床沿，泪流不止。鲁巧珍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

      从医院出来后，齐邦媛从上海飞往北京。然后再坐火车去到辽宁铁岭。车过兴城、葫芦岛市、锦州、沟帮子、新民……一路上虽然身体疲劳之极，她却半刻都不愿闭上眼睛。

      深夜十点，车进铁岭站。齐邦媛对着漆黑的月台喊着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然后随着回应的那声“三姐！三姐！”堂弟一家人向她跑了过来。

      齐振烈带着堂姐去了小西山。齐邦媛问村里人：“鬼哭狼嚎山在哪里？”所有人都不知道，她才明白，母亲口中的这座山名只是她根据当时心情随口编的。

      此番探亲结束，回台不久就接到了鲁巧珍病逝的消息。1999年，齐邦媛去北京参加同学聚会，也是由于另一位好友赖叔颖去世的缘故。更令她感叹的是从北京去到南京后，见到的“张大飞之墓”。

      在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中，齐邦媛找到了那块编号M的碑。因为这次回大陆前，张大飞的弟弟曾经寄给她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就刻在那里。墓碑上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

      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齐邦媛，“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

      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齐邦媛最后一次回大陆是2001年“九一八事变”70周年的时候，与兄妹几个从太平洋的两端回到沈阳，参加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的揭幕典礼。

       自会场出来，齐邦媛去瞻拜了九一八纪念馆，然后独自坐火车去大连。她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她一个人在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最后到达台湾南端鹅銮鼻灯塔下的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风浪到此，声消音灭。

       当“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年过古稀的齐邦媛开始酝酿起自传体小说《巨流河》。一开始的文稿源自台湾翻译名家单德兴等人对她所作的访谈。当时，由于老伴罗裕昌住进了加护病房，齐邦媛一度思想涣散，无法思考。之后的一年，她夹着访谈记录稿奔走于医院和家庭之间。晨昏独坐时，将口语慢慢改成书面语言。精疲力竭，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巨流河》却分分秒秒悬在她的心上，“不容我安歇”。

       2005年的初春，八十一岁的齐邦媛在桃园山峦间觅得了一间“人生最后的书房”。每日看着日升月落，身心得到了舒展，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在动笔书写自传《巨流河》之前，齐邦媛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回来后，在这间书房，她以最古朴的方式，历时四年，一字一句，完成了这封“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其间，不但单德兴作为同行兼好友，成为齐邦媛写作的“陪跑者”，往日的学生李惠绵和台湾女作家简媜亦主动承担了“督军”和录入的活。

       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20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事实上，齐邦媛在整本书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停的追问。早在1990年齐世英逝世三周年的时候，齐邦媛就着手整理了关于父亲的史料，并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齐世英先生访问纪要》一书。这一次撰写《巨流河》，她再一次严肃地审视了父亲齐世英这一代人的命运。

       齐邦媛不认为父亲和郭松龄是“革命的失败者”，而是称他们为忠实于理念的“悲剧英雄”。她在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们知道死亡、危险都在眼前，但是他们也都清楚自己的理念为何，以他们的条件，要在日本人、在张作霖、在共产党下面做官太容易了，但是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理念，郭松龄和他燕京大学毕业的妻子，死后被张作霖在广场上曝尸三日，但是没有影响我父亲改革的决心。”

       郭松龄兵败后，齐家开始了一生的漂泊。然而，在写作《巨流河》一书时，齐邦媛的内心却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息。创痛被文字抚平，忧愁被标点淡化，她的精神因此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丰富和抚慰。

       全书完成后，齐邦媛叹道：“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但是旬日之内这平静即被冲破。四年间，来自世界各角落的文字直扣我心，读了又读，每篇都不忍释手。只有用一本书，在此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了解与交流，而找回旧谊重叙生死契阔，也在此书内作个永久的相逢纪念吧。我充满感谢与你们在书里书外有缘相逢！”

      《巨流河》一书自2009年出版至今，仅在台湾就已经售出十万册。2010年底，《巨流河》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取得授权，虽在少许删节的立场上有些折冲与磨合，终顺利出版。齐邦媛这个名字也由此为大陆读者熟知。

       对大陆读者而言，齐邦媛的《巨流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不同以往的历史记忆。书里记录的既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感性的、充满情感共鸣的往事，同时也蕴含了对一个国家命运的、理性的解读。海峡那边的人，齐声为齐邦媛和其父齐世英的家国情仇唏嘘不已。

       在台湾，《巨流河》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齐邦媛勾起了一代人比乡愁更为炙热的情怀，回顾了令他们念念不忘、心潮澎湃的往事。2014年2月19日，齐邦媛的晚辈、学生以一本《洄澜：相逢巨流河》作为给老师的九十周岁寿礼。该书最后收入了齐邦媛与简媜的对话，在对话中，齐邦媛简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这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我一生都在奉献，给家庭、学生，但愿服务期限满的时候，从这个人生到另一个人生，当我过了那个界限时，我的船没有发出沉重的声音。”作者：齐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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